“如果沒有恢復高考，我可能會一生在老家種地或後來再幹點別的什麼工作，或許也會成為‘煤老板’之一。”中科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植物生理生化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武維華説。

　　1977年，他成為“被時代選中的人”，走進了高考考場。那一年，27萬多人的命運因為高考來了一個急轉彎。此後40年，先後有一億中國青年通過這項考試走進大學、走上各行各業的重要崗位，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

　　可以肯定的是，“恢復高考”改變的不僅僅是幾代人的命運，更主要的是，它在悄然改變著這個國家。

　　70年代：“這是國家與時代的拐點”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高考制度正式恢復。從消息披露到進入考場，大部分考生只有兩個多月的準備時間。除了文化考試，他們還要應付頗顯復雜的體檢、政審和地市初選。

　　留給武維華的時間更短。他知道消息時已是11月中旬。當時正值農業學大寨，他是山西省孝義縣（現為孝義市）“學大寨建設兵團”的“戰士”，任務是修水庫、造梯田、攔河築壩。最大的願望是“每天有碗能吃飽的面條”。

　　此時，高中畢業的武維華，已經返鄉當了3年半的農民，炸石、背磚、教課，什麼活都幹過。最苦的是背磚，要光著膀子從五六十攝氏度的磚窯裏把剛出爐的磚背出去，一次一百多斤。他瘦得像“麻稈兒”，身上都是灰，看不清個模樣。

　　雖然他在全縣“學習好是有名的”，但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從沒做過還有可能‘被推薦’上大學的夢”。

　　所以，在1977年那個“冷得不行”的冬天，武維華準備搏一把。

　　他向建設兵團領導請假復習，沒被批準。只能白天幹活，晚上挑燈看書。

　　“參加高考對我來説算得上是一次‘裸考’，當時只是抱著‘試一把’的想法，沒有存被錄取的奢望。”武維華説。

　　考試那天，他淩晨起床，帶著幾個窩頭，騎著借來的自行車，趕往20公裏外的縣城考點。

　　那天，和他一起進入考場的，是全國570萬考生。他們從農村、工廠、牧區、部隊各個方向涌來，他們當中，僅有不到5%的人能被錄取。師生同考、夫妻同考、父子同考，比比皆是。

　　有人説，1977年的中國沒有冬天。這還不足以描述當時噴薄而出的迎考熱情。此後的1978、1979兩年，又分別有610萬和468萬考生走進了考場，這個紀錄直到23年後的2002年，才被打破。

　　弘大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李光武就是1979年468萬考生中的一名。恢復高考那年他16歲，正上高一，從收音機裏聽到了這個消息。

　　“那時候高中畢業就是插隊或者當兵，知道這個消息時就覺得，改變社會、改變自己的機會有了。”李光武説，他自小學習就拔尖，所以得知自己被北京大學化學係錄取時，沒太驚訝。“我要考不上，別人還怎麼考啊？”

　　武維華的心情就沒這麼灑脫。收到山西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首先擔心的是家裏少了個壯勞力怎麼辦。報志願時，他看到“植物生理專業”裏有“植物”兩字，覺得可能跟莊稼有關，就報了。

　　當時已經21歲的武維華，在班上仍算年紀小的，班裏年紀最大的同學已經34歲。那時大學不光免學費，還發生活費。李光武回憶説，他每月能領14塊5毛錢，“當時全家的收入也就100塊，沒這個錢我上不了學。”

　　十幾年沒能好好教課的老師也對學生抱著很大期望。“特別是一些七八十歲的老院士也出來講大課，説你們負有社會責任，你們要比我們更厲害。”李光武回憶。

　　沒有人曠課，也沒有人早退。很多人廢寢忘食，“恨不得把失去的都補回來”。“那時我們都有著很強的責任感，覺得肩負著使命，要學好，給國家民族做貢獻。”李光武説。他的理想就是“産業報國”。

　　畢業後，李光武在工廠、外企都幹過，也創辦了自己的代理公司，但漸漸他發現“很多技術都是國外的，被人家掙了大錢。”

　　“使命感”像砂紙一樣在他心裏磨來磨去。“總覺得要去幹一些有用的事兒，讓國家能跟外國抗衡，國家的尊嚴要靠我們對世界有貢獻。”

　　一個偶然的機會，李光武接觸到了氣凝膠。這是一種被稱為“可以改變世界的神奇材料”，其特性創下了15項吉尼斯世界紀錄，是具有巨大應用價值的軍民兩用技術。但傳統超臨界幹燥法産量小、造價高，國內無法大范圍應用。低成本、産業化制備技術也因之成為世界級難題。

　　為此，李光武放棄了已步入正軌的代理公司，個人先後投入1700萬元進行氣凝膠研發。經過不斷試驗，終于突破了技術瓶頸，實現了低成本産業化生産，國內年産100立方米氣凝膠的生産設備投資由5000萬元降到了200萬元，質量還是“世界最高的”。

　　今年年初，弘大科技股份公司投資建設的氣凝膠大規模産業化工廠落成，年産能超1萬立方米，是過去國內産能的十倍，改寫了該領域長期由外國公司主導的局面。

　　很多外資公司找到他想技術入股，李光武都拒絕了。“賣給他們專利，我是掙錢了，但回過頭來他們得賺中國人多少錢呀？只有讓這個技術成為中國的，我們才能自強。”李光武説，“如果沒有高考，想為國家做這樣的大貢獻都不一定有機會。”

　　“為國家做點什麼”在那一代人的內心中尤其強烈。

　　這也成為武維華放棄美國的機會、回國任教的原因。1994年回國的他，在沒有啟動經費的情況下，自籌科研經費、同別人擠辦公室，歷經十余年，帶領團隊發現了調控植物鉀營養性狀的重要機制，還在植物磷高效研究方面獲得重要成果。對于緩解我國磷鉀虧缺、嚴重制約農業發展的現狀，起到了積極作用。

　　現在，他牽頭的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正致力于研究植物抗逆高效性狀，培育適合在幹旱、鹽鹼、土壤貧瘠等地栽培的新品種。這對提高農作物産量、提高耕地利用率，意義重大。

　　研究者只是武維華的一個身份。作為一名高校教師，幾十年間，他為上千名學生傳道授業。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從沒停止為農業發展建言獻策。“就是想能為國家做點什麼。”

　　“沒有高考，對個人而言也就是人生軌跡的不同而已。但對于國家和民族而言，1977年的恢復高考確實意義重大而深遠，它不僅是許多人命運的轉折點，不僅是中國教育的復蘇，它更是國家與時代的拐點，國家的現代化徵程乃至民族的復興也都是以此為新的起點。”武維華説。

　　90年代：“依然相信知識改變命運”

　　雖然恢復高考、尊重知識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但八九十年代，高考報名人數始終維持在一兩百萬。縱觀整個時期，都不是一個較高的水平。

　　“那時候農村‘最熱的’不是考大學，而是上中專，覺得考上就能參加工作”。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五院（以下簡稱“五院”）西安分院上海研發中心總工程師、研究員馬小飛説，他出生在高考恢復的第四年，來自甘肅天水農村。

　　“我們小時候，附近有兩個人考上了蘭州大學，小學校長經常把他們比做標桿。”馬小飛隱約覺得，大學可能是個比中專更好的地方，他決定試試。

　　雖然相對于1977年，9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已大大提高，但彼時最多也只有三成人能進入大學，農村更低。馬小飛所在的高三年級有六七百人，能上重點大學的應屆生也就七八個，學校的板報上寫的都是“黑色的七月”。以至于走進考場的時候，馬小飛感覺“無比激動、緊張”。

　　考場裏別説空調，電扇也沒有。很少有家長陪考。考試那天下大雨，馬小飛沒有傘，一個人淋著雨走回了住處，“覺得自己很強大”。

　　相比而言，五院通信衛星事業部副部長王敏的高考記憶沒有這麼強烈。1994年，他上高二，因為成績優秀獲準提前參加高考，順利考上了復旦大學力學係。他還記得考試那幾天挺幸福的一件事——可以喝到太陽神口服液。

　　“我們那個年代，高考是唯一的正常的上升途徑。如果沒有這個機會，可能一輩子在家鄉待著了。”王敏説。

　　當時，一個地方能出個大學生，仍然是件大事。最終考上東北大學機械工程及自動化專業的馬小飛，一下成了村裏的名人，家裏一時門庭若市，大家都想來看看大學生長什麼樣。

　　1996年9月，馬小飛坐了31個小時的火車，從天水來到了2000公裏外的沈陽。那是他第一次出縣城，第一次坐公共汽車，第一次打電話。他還碰到一個第一次，就是上大學要交錢了。

　　事實上，那時的大學生已不像十幾年前是“天之驕子”。90年代初期開始，大學畢業不再“包分配”。1996年起，高等教育試行並軌招生，學費開始增加。馬小飛一年要交2000塊的學費，這讓他四年暑假沒敢回家，做時薪30塊的家教賺生活費。

　　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也隨著擴招向大眾化轉變。90年代中期，一些高校陸續擴大了招生規模。王敏和馬小飛高考的1994和1996年，錄取率均達到了35.9%。而到1999年，隨著全面擴招的開始，這個數字迅速提高到了54.5%。

　　高考開始扭轉越來越多人命運的舵盤。“不只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改變了家庭的命運。”馬小飛説，他考上大學後，很多親戚朋友也開始上高中參加高考，兩個弟弟也被他帶著考上了大學。

　　但改變不止于此。大學畢業後馬小飛來到五院西安分院讀研，隨後留在該研究院工作，成為了飛行器領域的專家，和團隊一道改變了中國在星載可展開天線領域落後的狀況。

　　星載可展開天線由于研制技術難度大，成為衡量各國衛星天線技術水平的重要標志。天線有足夠的尺寸，通訊時所需的地面終端才能越小、越靈活。但2005年以前，我國在該領域的研究還是空白。

　　現在，這個空白已被馬小飛和他的團隊成功填補，中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個能研制該類型天線的國家。作為技術負責人的馬小飛，目前正在攻關“世界上難度係數最大的天線”。

　　2016年8月，我國首顆移動通信衛星“天通一號”發射成功。得益于可展開天線的卓越表現，人們終于可以擺脫在山區、海上等沒有地面基站信號的地方無法撥打電話的窘境。發射現場，馬小飛兜裏裝著速效救心丸，“比高考還緊張”。

　　曾經因為高考第一次走出家鄉看世界的馬小飛，21年後，為這個國家帶來了太空中的第一次。

　　同樣帶來第一次的還有王敏。實際上，“天通一號”所使用的“東方紅四號”衛星平臺（下稱“東四平臺”），正是王敏參與研制的。

　　一般來説，通信衛星由平臺和有效載荷組成。有效載荷有不同功能，平臺則是通用的。平臺的能力決定了衛星的能力。

　　2001年，從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碩士畢業的王敏，進入五院總體設計部，開始參與“東四平臺”的研制。此前，我國通信衛星平臺經歷了從無到有的蛻變，但和國際先進水平仍有差距。

　　“90年代，我們的通信衛星都是買國外的。我們想讓中國的用戶用上我們自己制造的衛星，還想把衛星賣到國外去。”王敏説。

　　“東四平臺”首次達到了與國際同類衛星先進平臺相當的水平。正是基于“東四平臺”，擔任總體主任設計師的王敏和團隊，研制出了我國首顆整星出口衛星“尼日利亞一號”，圓了幾代航天人“實現中國整星出口零的突破”的夢想。

　　17年間，王敏參與研發的19顆通信衛星被送上太空，徹底扭轉了國內相關領域受制于人的局面。這些衛星為國內300多套電視節目提供著服務，是載人航天中傳輸數據的基礎。其中，剛剛發射的我國首顆高通量通信衛星“實踐十三號”，使在飛機、高鐵上流暢接入互聯網成為可能。

　　現在，王敏作為副總設計師的“東方紅五號”衛星平臺的首顆實驗星“實踐十八號”即將進行在軌試驗驗證。“東五平臺”是我國自主研發的新一代通信衛星平臺，能力和技術指標均處于國際先進水平。

　　“我還是相信，技術能增強國家的實力，知識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王敏説。

　　2010代：“讓我看到書裏才有的人”

　　雖然全國高考報名人數自2008年達到1050萬人的歷史峰值後持續下降，但仍保持著近千萬的水平。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參加高考。

　　隨著“擴招”，錄取率也一路攀升，2011年首次突破了七成，高考已不復當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景象。但是上好大學，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學生上重點高校，仍然不易。

　　2016年，楊坤完成了心願，成為村裏“一兩百年來”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我們班基本上都是農村的，班主任説，想要改變自己就要讀書。”

　　他來自湘西山區，村小學只有一間教室和一位老師。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成了村裏第一個從小學開始就到縣裏讀書的人。“村裏人都説三道四，説你出來讀書，花這麼多錢，考不上怎麼辦？我媽每次都跟我説，你要爭口氣，考個大學。”

　　但那時候，楊坤並不很明白高考究竟是為什麼。他記憶更深刻的是復習的難熬：每天不到六小時的睡眠、做不完的作業，“下課趴倒一片”。最苦的時候，他撕過卷子，一度不想去學校了。

　　這種經歷對于兩次參加高考、身處高考大省河南的位東來説，記憶更深。“卷子都是幾車幾車運來，我們從來不問有多少套，都問有幾個人高。”

　　但是，沒人懷疑這份付出值不值得。雖然隨著機會的豐富，有人説高考對一個人命運的影響已經不再重要，但楊坤不這麼看。

　　“那是對城裏孩子來説的，高考對于農村孩子真的是唯一改變命運的途徑。有高考才能讓我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否則很可能覺得讀書沒有什麼用，就放下了。”楊坤感嘆道。

　　為促進教育公平，近年國家不斷強調提高貧困地區農村學生的高考錄取率，尤其是上重點大學的比例。2012年起，面向農村貧困地區相繼實施了國家專項計劃、高校專項計劃和地方專項計劃。統計顯示，2013到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連續四年增長10%以上。

　　位東和楊坤就是其中的受益者。2016年，通過“圓夢計劃”，楊坤被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錄取。位東則通過國家專項計劃進入了北京大學，盡管他的成績已超過北大錄取分數線。

　　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位東激動地繞著玉米地奔跑，“想大喊”。“我奶説，她還沒見過上北大的。”

　　實際上，直到上了大學，楊坤才體會到這場考試意味著什麼。“來到了大城市、好學校，才知道變化有多大。”他説，“高考讓我來到大學，好像穿越到了未來，見到很多大世面，做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接受採訪的前一天，在清華大學的一個活動中，他“很近很近”地見到了物理學家楊振寧，“那是書裏才有的人”。

　　楊坤也影響著他的家鄉。“我考上以後，我們村很多人也開始去縣城讀書了。我媽説，看到我能考大學，他們希望也能考。”

　　他的家鄉至今沒有硬化公路，也沒有手機信號。“其實國家有這個項目，但沒人會申請。有能力的話，我想做。”楊坤説。

　　他想做的事情還很多。他喜歡物理，偶像是交流電發現者尼古拉·特斯拉。“他做的東西我特崇拜。一百多年前，他就想提供免費能源。他為社會的進步做了很多事，我想以後跟他一樣。（記者徐歐露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