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捐贈者的表彰可以進一步制度化，獎勵金也應該有個明確的規定。

　　最近，河南農民工何剛因為在一次工程事故中意外離世，讓他32年前捐贈一缸19件元代窖藏銀器文物給故宮博物院的舊事引起關注。在我看來這和雙重背景有關，首先是何剛的身份與常見的非富即貴、世家子弟這類文物、藝術品捐贈人不同，是農民、奔忙的打工者而已；其次是如今藝術市場上常常爆出各種驚人紀錄，比如6月19日，一幅黃賓虹的畫作拍出3.45億元的高價，人們對文物藝術品的經濟追求和這種捐贈形成反差。

　　故宮方面計劃6月22日下午舉辦追思會緬懷這位“對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做出貢獻的無私捐贈者”，是重情義的舉動，值得讚賞。《新京報》對此事的報道有幾個細節也很有意思，1985年何剛捐贈後，故宮曾獎勵何剛9000元，2003年和2006年何剛家裏處境艱難，故宮又曾一共給何剛10萬元“生活補助”，這也算是比較少見的特例。

　　其實1949年後向故宮等博物館捐贈的事例很多，有些人是無償捐贈，也有些人是因為家庭生活困難半捐半賣。一般政府部門、博物館接收後會提供一定數額的獎金，這和計劃經濟時期取消民間合法的藝術市場和交易權利的背景有關。上世紀80年代以後，藝術市場漸漸復興，民間收藏熱興起，文物、藝術品的市場價值得以體現。90年代後，收藏投資更是成了舉國關注的現象，一些民間收藏家對藏品的吸納甚至可以和部分博物館比肩。

　　私人藏家的藏品未來會面臨流傳、繼承的問題，捐贈也是可能的選項之一。但長期以來，國內對捐贈的制度支持和文化氛圍支持都比較欠缺。近年來，故宮設立景仁榜、上海博物館給捐贈者設立展廳等算是進步。

　　文化部和部分省市對捐贈行為也有一些表彰的規定，但可以進一步制度化。這方面可以向捐贈文化發達的英美等國取法，比如在制度上對捐贈和免稅額度做一些安排；對捐贈者的獎勵金也該有個明確的規定，比如按照市場價格的多少比例給予獎勵；另外對捐贈品的鑒定、接收應有流程規范，比如給捐贈者頒發文化貢獻勳章、榮譽市民資格。像故宮對何剛的數次救濟，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看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制度層面其實算是特殊情況，似乎並不宜過度提倡，否則會在捐贈人和受贈機構之間形成比較復雜的金錢牽連關係。

　　在社會層面，要想形成良好的捐贈氛圍，其實也有許多細節待完善。比如國外很多博物館展出作品時的標簽上除了寫名稱、尺寸等信息外，還會特別注明是誰捐贈的，而國內大多對此很忽視。此外，接受捐贈的博物館也可以考慮給予捐贈者家庭終身免費參觀、列入聯誼會、在特殊節點給予紀念等，都可以增進捐贈人、公眾的感知。（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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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