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遊客在桃紅柳綠的西湖堤岸遊玩 韓傳號攝

　　“患不均”。增進全民福祉、實現協調均衡發展，是一個延續千年的治理難題。

　　當歷史的車輪駛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快車道時，這個難題正被逐步破解。在“八八戰略”統領下，以“改革”作為金字招牌的浙江省，更是不斷用“先行一步”的實踐宣示：改革，就是要讓大多數人獲益；發展，就是要讓百姓更有尊嚴；政府，就是要為弱勢群體撐腰。

　　在這裏，曾經“最落後”的農民群體漸成“橄欖型社會”的基石；城鄉差距穩步縮小，“待遇”均等漸成現實；弱勢群體的“短板”不斷補齊，老弱病殘皆有所依、有所養；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努力做到“一個都不掉隊”。

　　農民成為最大的“中産階層”群體

　　收入是民生之本。浙江最大的民生亮點，當屬農民的普遍富裕。

　　22866元，46.1%。

　　這是一組普通而抽象的數據，但其中蘊含著令人振奮的訊息：第一個數據，是浙江農民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國各省、自治區拿下“32連冠”；第二個數據，是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人均GDP中的佔比，在人均GDP萬美元以上的經濟發達省份中居首位。

　　“農民收入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浙江的非農化水平高，大量農民在職業身份上實現了轉換。”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殷柏堯處長介紹，近年來，浙江農民工資性收入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六成，高出全國平均數逾20個百分點。

　　德清縣洛舍鎮砂村只是杭嘉湖平原上一個普通的村莊。52歲的村民沈學良，在村裏石材廠幹了24年的拉板車、爆破手活兒之後，前些年跟著鎮上一些人辦了一家小鋼琴廠，招工20名，年凈利潤30萬元。沈學良吸了口煙説，他們家在砂村也就算個“中等收入家庭”。

　　一旁的村委會主任沈利強認同他的“定位”。他介紹道，全村700多戶人家辦廠的有近100戶，2900多名村民中，三分之二以上擁有股份。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溫州瑞安市塘下鎮採訪到一位女老板，她用自己丈夫的綽號“瞇眼”做經營的蝦醬品牌和公司名稱。採訪她時眼圈有點黑，但精神很亢奮：“別看我是個老板，淩晨兩點我還在碼頭接貨，天天眼圈是黑的；別看我是個農民，我的廠子養活了700多人。”

　　浙江各地隨處可見這樣自強不息、底氣十足的“小老板”，雖然他們的戶口本第一頁上還依然寫著“農業戶口”。一個堅實的中産階層群體正在浙江逐步形成。

　　浙商研究會一位副會長算了一筆大賬：浙江在冊市場主體528.6萬戶，人均市場主體擁有量全國第一。近6000萬浙江人中，平均每11人就有一位業主，每30個人擁有一家企業。大大小小的“老板”、股東遍布城鄉，原來身份為“農民”的群體實際上已成了最大的中産階層群體。

　　“從居民收入角度來看，浙江是經濟發展成果最具普惠性、居民獲得感最多的省份。”浙江省統計局黨組成員、總統計師王美福説，2016年，浙江人均GDP為12577美元，已達到世界銀行最新收入分組標準上中等經濟體（4126～12735美元）的上限水平。

　　“沒有農民的中産化，就談不上橄欖型社會的建成。”浙江省政府參事、三農問題專家顧益康認為，讓農民成為“有産者”、“中産階層”，對城鄉均衡協調發展至關重要。

　　奔小康路上“一個都不掉隊”

　　今年74歲的陳朝貴是浙西松陽縣古市鎮寺口村農戶，無兒無女，沒有一技之長，僅僅靠種點糧食為生，生活極為拮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陳朝貴的登記卡上看到，他的個人事項被登記為基本情況、致貧原因、脫貧經歷、面臨問題、下步打算等幾類。村裏為他申請了低保補助，他的生活有所改觀。這幾年村裏茶葉市場快速發展，陳朝貴被聘為保潔員，每個月還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實現了脫貧。

　　類似這樣的扶貧“大數據”在浙江全省都已經建立，並且實現了電子化。

　　“不讓一個困難群眾掉隊。”2015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消除農村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貧困現象的重大決策，提出不把絕對貧困現象帶入“十三五”。經過精準施策、落實“一戶一策一幹部”幫扶機制，當年底的統計表明，全省21萬戶家庭人均收入在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農戶（43萬人），當年人均收入全面超過4600元——這一標準是全國絕對貧困線的兩倍。

　　各地還找準扶貧路徑，做實扶貧舉措，著力增強低收入農戶“造血”功能。

　　浙西縉雲縣將燒餅産業作為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舉措之一。政府為農民搭建“創客”平臺，先後成立了“燒餅辦”，開設了“燒餅班”，制作了“燒餅書”，一些從“路邊攤”做到“示范店”的模范戶，政府還要給予獎勵。此舉不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農戶”貧困現象，還在全縣掀起一股“兩創”的熱潮。

　　曾因丈夫生病、家庭缺失勞力而致貧的55歲農婦李美英，2014年參加了政府組織的燒餅師傅培訓，之後到杭州下沙開了一家縉雲燒餅示范店。兩年時間，她不僅還清了5萬元負債，還有了積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而最讓她驚喜的，是拿到了政府給予的1萬元“示范店”補貼。

　　過去的十多年間，浙江省委省政府每5年出臺一個推進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扶持政策、上馬一個針對特定貧困群體的扶貧工程。“十二五”時期，浙江省財政每年向本省26個欠發達縣轉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億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年均增長25%以上。

　　41808元，

　　一名臥床重殘患者的全年凈收入

　　杭州市江幹區採荷街道紅菱社區28歲的小夥子宋鴻，2歲時被確診為血友病，長期需要照理。

　　“血友病不能根治，預防更重要，尤其是要預防受傷出血。即便小心翼翼，還是會出現意外，多的時候一年有兩三次。”父親宋志文説，為了照顧兒子，他選擇了在社區當保安，一個月的收入為2046元。

　　近年來，杭州市出臺了全面細致的殘疾人救助保障政策。宋鴻目前平均每月得到的補貼達3484元，全年收入41808元，這些補貼包括低保金、殘疾人補貼、困難殘疾人補助、住房補貼、居家安養補助、物價補貼等。

　　為緩解和消除殘疾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杭州還為殘疾人構築了多道醫療保障。一級、二級重殘患者，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需個人出資部分由政府全額補助。2015年，宋鴻看病花費三萬多元，自己只付了2000多元。

　　“除了補貼、報銷，還有各種幫扶、結對政策，政府的工作已經做到家了。病殘是痛苦的，但我們在經濟上、生活上沒有後顧之憂，也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樣生活。”宋志文説。不僅在杭州、寧波這樣的中心城市，關愛幫扶殘疾人的政策在浙江各地農村地區已經普遍實施。

　　海寧市馬橋街道正陽村村民浦坤祥20多年前患了肌肉萎縮症，喪失基本勞動能力，被鑒定為二級肢體殘疾。當《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見到浦坤祥時，他正安詳地坐在輪椅上，家裏三間兩層樓房，被妻子沈建華收拾得井井有條。

　　浦坤祥告訴記者，海寧市為殘障人士提供了充足保障，他現在每月可領到1664元補助，農村合作醫療的費用則由政府“買單”。作為低保戶家庭，除浦坤祥外，沈建華每個月也能拿到1519元補助。去年，兒子考上了寧波的一所高校。在就讀期間，他每年可從市教育局、殘聯、慈善總會處獲得七八千元的資助。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看到，馬橋街道還在浦坤祥家的屋頂安裝了光伏發電裝置。“家裏用過後，還有多的可以上網‘賣電’，一年增加收入2000多元。”海寧市殘聯理事長張建良説。

　　去年，馬橋街道在助殘日期間，首次推出重度殘疾人“助浴工程”，一年5次，邀請專門的社會組織上門為殘疾人提供沐浴服務。全街道47名重度殘疾人享受了這一服務，其中包括一位8年沒洗過澡的重度殘疾人。

　　“浙江的殘疾人政策是全國最好的。”浙江省殘聯黨組書記、理事長鄭瑤説，浙江是全國率先且唯一提出“殘疾人共享全面小康”宗旨的省份，也是出臺殘疾人事業“十三五”規劃最早的省份。2016年，浙江殘疾人小康實現程度達到92.39%，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15個百分點，殘疾人12項民生主要指標位居全國前列。

　　“好的政府是保護弱者的政府”。殘疾是不幸的，但政府的善政，讓這些不幸的人們不僅衣食無憂，而且還能更有尊嚴地活著。

　　“待遇均等”漸成現實

　　專家分析，我國收入分配失衡、貧富不均現象主要由“四大差距”造成：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階層差距，而佔到基尼係數“貢獻率”50%以上的則是城鄉差距。

　　“我們過去在發展過程中欠農民太多了，該是‘補短板’‘還欠債’的時候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浙江各地採訪時，不少基層幹部由衷地説。

　　十八大以來，浙江省不斷增加公共財政對“三農”的投入，逐步結束了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種類“城多鄉少”的局面，城鄉居民的“同等待遇”漸成現實。

　　以“城鄉分割”為根本特徵的戶籍管理制度，在長達50多年的時間裏，構築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在實際利益上的不均等。有研究人員做過統計，在一張戶口本的背後，有幾十項城鄉居民“非同等待遇”。

　　在全國戶籍制度改革試點縣德清，這些不均等正在被糾正。2012年5月，該縣城鄉人口統一登記為“浙江居民戶口”，與戶籍挂鉤的數十項居民實際待遇差異被逐一消除。讓記者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德清縣下渚湖街道一位李姓農民在交通事故中不幸喪生，家屬獲賠48萬元，“享受”了當地城鎮居民同等標準，賠償金較戶籍制度改革前的20萬元增加了一倍多。

　　“以往‘同命不同價’主要是因為賠償金標準設置是基于城鄉人均收入水平來折算的，農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獲得的賠償金就低。”德清縣公安局行政許可科科長高旭明説。

　　2016年，嘉興市農民人均收入達28997，為浙江11個地級市中最高，城鄉居民收入比僅為1.69：1，為全省最低，遠低于全國2.72：1的平均水平。

　　嘉興市農辦幹部俞小琳認為，“最高”“最低”背後，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務等方面基本實現了城鄉居民均等化。“政府寧可多年不給機關公務員漲工資，也要將有限的財力向農村居民傾斜。”

　　近10年來，嘉興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一係列公共服務上“為農民補差額”的力度始終未減。嘉興市人保局政策法規處負責人王敬民介紹説：“在城鄉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一係列制度上，嘉興都率先實現了無縫對接，連最低生活保障都實現了城鄉統一標準，月均588元。”

　　2016年，浙江省城鄉居民收入的比值2.07，為全國各省、自治區最低。（記者 沈錫權 陳曉波 俞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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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