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呼和浩特９月１５日電 題：新導演群體：遊走于商業與藝術之間

　　新華社記者 白瀛、王靖

　　從２００６年《瘋狂的石頭》後，中國電影産業發生了巨大變化：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三大導演加上姜文、陸川等億元導演俱樂部格局被打破，一些新人導演開始引領票房。從寧浩、烏爾善、趙薇、薛曉路、徐崢到吳京，這個新的導演群體，卻始終處于無法命名的局面。

　　正在呼和浩特市舉行的第２６屆金雞百花電影節上，有專家指出，這一新導演群體的共同特點是遵循“工業美學”原則：秉承電影産業觀念、類型生産原則，遊走于電影的藝術性和商業性之間。

　　尋找自身和市場需求的平衡

　　這一批新導演出身各異：“演而優則導”的趙薇、徐崢、陳思誠、鄧超，“寫而優則導”的韓寒、郭敬明，學院派出身的薛曉路、曹保平，拍廣告、視頻出身的烏爾善、李蔚然、盧正雨，“海歸”背景的金依萌、李芳芳，自學成才的非行、吳京等。

　　導演陸川曾指出，“第六代”導演是完整的一代，是電影節培養起來的，而這些新導演是中國電影市場培養起來的，一直在尋找自身和市場需求的平衡。

　　按照商業性、藝術性的關係，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旭光這樣劃分這個群體：有的導演更加偏重商業性，如寧浩、徐崢、滕華濤；有的導演能相對平衡好這對矛盾，如烏爾善、刁亦男、曹保平；還有一小部分人堅持走文藝片路線，如楊超、畢贛、張猛、韓傑等。

　　他指出，這一新導演群體的生存環境是一樣的：中國電影産業化大發展、互聯網勢不可擋、技術極大提升等。“這些導演沒有‘第五代’導演以啟蒙者的姿態述説精英話語的欲望，也不用體驗‘第六代’導演在工業與藝術之間無處安身的迷惘，他們在票房和口碑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績得益于他們遊走于電影工業化生産體制內，並能處理好與個人風格表達之間的關係。”

　　比父兄輩更尊重觀眾和市場

　　２００３年中國電影全面産業化改革以來，電影的商業和工業屬性得到進一步確認，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新導演群體，不可避免地與當下的消費主義、大眾文化盛行，工業化、信息化大發展有著密切的聯係。

　　“大部分新導演剛起步時沒有豐富的執導經驗，沒有經過市場的檢驗，對他們來説，第一要務是生存下去。因此，商業電影是他們大多數人的首選，過分個人化的、私語式的藝術表達在大多新導演作品中不會過分彰顯。”陳旭光説，他們遵循共同的價值取向和判斷，那就是在主流意識形態，電影的商業性、藝術性的矛盾糾葛中扮演好“體制內的作者”。

　　他舉例説，刁亦男的《白日焰火》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被認為是商業和藝術相得益彰的典范：選擇觀眾容易産生興趣的懸疑題材，融合了警匪、情色、黑色等元素，敘事的豐富和復雜，人物的矛盾與糾結，節奏的緊張與張力，都表達得恰如其分。

　　其他如《畫皮２》導演烏爾善、《一夜驚喜》導演金依萌、《北京遇上西雅圖》導演薛曉路等，陳旭光指出，都是在保留自己美學風格的同時，誠心服從于“制片人中心制”等工業化生産方式。

　　陳旭光説，與父兄輩的導演相比，這些後“第六代”導演更尊重觀眾和市場，更認同産業運行機制，更甘心做好電影生産流水線上的有機一環，努力將電影藝術性表達與商業訴求相結合，將中國電影推向新高度。

　　類型片創作扛起抗衡好萊塢重任

　　專家指出，大部分新導演在成長過程中接受著好萊塢商業大片、類型電影的耳濡目染，類型電影生産成為他們的重要電影生産規范。

　　類型電影是好萊塢發明的一種電影創作方法、一種藝術産品標準化的規范，主要類型有喜劇片、愛情片、西部片、犯罪片、恐怖片、歌舞片等。

　　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係副研究員劉藩把中國新導演群體在類型片上的創作分為４類。第一類是具有海外專業經歷的類型片導演，如《捉妖記》導演許誠毅、《非常完美》導演金依萌等，他們自覺地把海外類型片經驗和民族文化結合起來。

　　第二類是烏爾善、吳京、寧浩、徐崢、薛曉路、丁晟、非行、陳思誠等成熟的本土化類型片導演，他們熟悉市場和觀眾，已積淀了票房號召力，是代表産業未來趨勢的中堅力量。

　　第三類是類型意識明確的青年導演，其資歷略遜一籌，但作品已經獲得市場認可，如《繡春刀》導演路陽、《滾蛋吧！腫瘤君》導演韓延、《火鍋英雄》導演楊慶、《煎餅俠》導演董成鵬等。

　　第四類是追求個性化表達的類型片導演，如《烈日灼心》導演曹保平、《羅曼蒂克消亡史》導演程耳、《師父》導演徐浩峰等，他們的個人表達衝動開拓了類型片的邊界，促進了本土類型的多樣性發展。

　　“這４類類型片導演，正在以導演新勢力的姿態逐步扛起抗衡好萊塢的重任。”劉藩説，“只有這些導演的群體發展壯大了，才能提升中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夯實産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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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聶晨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