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最新統計,今年已有15家基金公司先後發生股權變更,而目前還有至少18家基金公司在排隊等候股權變更批復計劃。
同樣遭券商甩賣,金鷹基金為何被賣出“白菜價”
在2017年的股權變動大潮中,最匪夷所思的是:券商拋棄了它們多年經營的基金公司!比如,最近廣州證券舍棄旗下唯一的基金公司金鷹基金,8月份國泰君安證券把國聯安基金賣給了太平洋資産管理責任公司。
基金公司屬于輕資産行業,歷來被視為是“搖錢樹”、“聚寶盆”,為何金鷹基金原股東廣州證券近期會甘願退居二股東地位?
按照常理,券商資管對公募牌照應該非常愛惜,因為目前也只有13家券商資管拿下了公募牌照,券商係公募基金剛超過60家,可見擁有一張公募牌照時多麼困難。然而,匪夷所思的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廣州證券旗下控股也只有金鷹基金一家公司,卻毫不留戀地賣給了民間資本東旭集團有限公司。
根據金鷹基金官網信息顯示,成立于2002年的金鷹基金是老牌公募公司,注冊資本2.5億元,股權變更前,其主要股東為廣州證券(49%)、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20%)、美的集團(20%)和東亞聯豐投資(11%)。單就股東背景看,這家公司實力不可小覷。
難道是大股東廣州證券急需資金才賤賣基金股份?《國際金融報》記者梳理發現,大股東易主,廣州證券這家原大股東並未佔到多少“便宜”。最初,廣州證券出資1.225億元持有金鷹基金49%股權,然而,易主後,東旭集團只以3.377億元的總出資就掌控了金鷹基金66.19%的股權,掌握了絕對控股權。而廣州證券1.23億元出資如今只能持股24.01%,退居第二大股東。記者也注意到,廣州證券目前也確實存在增資落空的問題,因廣州證券涉及“吉糧債”案訴訟,越秀金控想全資擁有廣州證券還在審批過程中。
然而,增資落空真的是廣州證券舍棄金鷹基金的主要原因嗎?上海一位基金行業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行業內鮮少有券商主動放棄基金公司控股權的現象,除非這家公司有新的基金牌照布局計劃。否則,即便是原有的基金公司經營業績不佳甚至虧損,規模一直不上不下,在已經熟悉基金公司業務模式的背景下,證券公司是不會放棄對其控股,因為如果連老基金公司都經營不好,再布局新基金公司就能確保盈利嗎?這顯然不符合邏輯。
同樣是“被賣”,國聯安基金的命運就相對華麗和符合邏輯。今年8月份,國泰君安證券把國聯安基金51%的股權賣給太平洋資産管理責任公司。與金鷹基金3億多身價不同的是,國泰君安把成立14年的國聯安基金賣了至少10億元,從券商係到保險係,國聯安基金華麗轉身花落太保資管。
國泰君安證券狠心賣了國聯安基金,用他們自己的話説,“國聯安的利潤對于國泰君安來説還是貢獻太少,這是其退出的原因之一。”而事實上,國泰君安證券旗下還有華安基金,在有把握成為華安基金第一大股東的情況下,國聯安自然就是國泰君安舍棄的那一個。因為
根據《證券投資基金公司管理辦法》規定:“基金管理公司的單個股東或者有關聯關係的股東合計持股在50%以上的,上述股東及其控制機構不得經營公募或者類似公募的證券資産管理業務。”
不賺錢是股東動搖主因
數據顯示,從去年開始,基金公司股權變更申請計劃就層出不群,券商係、銀行係、合資係、其他(包括信托、保險、個人發起)基金公司都加入了股權變更行列。然而,股權結構變動對任何一家金融機構而言,都不是小事。變動之後,公司業務、團隊組合、投資方向、經營理念均可能發生變動。
有證券從業人士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股權變更計劃今年看起來格外多,主要一大原因是“股權激勵計劃”近年來的引入。有的基金公司為了穩住人才、拓展渠道以及盡快提高業績,會著手從股權激勵方面著手提出改革方案,但股權變動審批往往需要時間,前兩年的股權改革計劃今年集中獲批,一定程度上在今年達到一個“累積效應”。比如,銀華基金和中歐基金股權變動就涉及核心員工持股。
除了股權激勵,業績不佳也是基金公司股權變動的主因。該採訪人士分析稱,對基金公司而言,股權變動有兩方面,一是股權結構變化,另一方面是增資擴股。有不少公募基金始終做不大,不掙錢甚至虧錢,導致原有股東有動搖傾向,這是當前基金公司股權變動最普遍的原因。
在15家股權變動公司中可以看出,外資也在加速布局中國市場。比如,華寶基金和華夏基金備受外資青睞。今年初,加拿大鮑爾公司及旗下子公司累計持有華夏基金股權27.8%,成為僅次于中信證券的第二大控股股東。7月份,華寶基金49%的股權被美國華平投資集團收購,成為僅次于華寶信托的第二大股東,10月份,華寶興業基金也將名字正式改為華寶基金。
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基金公司股權變動大多都衝著規模業績而去。事實上,股權變動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一些公司可能借助股權變動使其管理規模翻倍,但也不排除極少數基金公司在完成股權變更之後,規模銳減。有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如果一家公司規模做不大,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機制不好,能人發揮不出、留不住人才;其二,領導核心不懂業務,不會選人用人、業務瞎指揮;其三,股東不團結,治理結構有先天缺陷;其四,戰略缺乏長遠考慮,急功近利、欲速則不達。
(國際金融報記者 王麗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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