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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出版金庸武俠小説始末 創造大眾讀物經典
2018-11-08 07:50:18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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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創造大眾讀物的經典

  金庸(1924一2018)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生于浙江海寧。讀中學期間遇抗戰爆發,隨校流亡,輾轉求學,後考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1946年以後在杭州《東南日報》、上海《大公報》任職,並在上海東吳法學院法學係攻讀。40年代末移居香港後,在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和長城電影公司任職。後創辦香港《明報》、新加坡《新明日報》和馬來西亞《新明日報》,曾任香港明河集團公司、明河出版公司董事長。從1955年到1972年的17年裏,金庸先後推出《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等中長篇小説15部36冊,計1100萬字,贏得了“文壇俠聖”“武俠宗師”的聲譽。

 

  “金庸作品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射雕英雄傳》 金庸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雖然沒有人能對金庸小説擁有的讀者數量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但沒有人會否認其作品所擁有的巨大號召力。有人稱:“凡有華人處,人人讀金庸。”此言並不誇張。但是,回顧金庸小説在內地的出版歷程,我們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曾經比較尷尬的事實:因為主流文化對金庸小説的排斥,內地圖書市場一度充斥著鋪天蓋地的盜版金庸小説,甚至還出現了冒金庸之名的“偽書”,這一現象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

  1994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以其精美的設計及編輯、印刷質量,相對低的價位,受到武俠小説愛好者的喜愛,直到今天,仍有讀者向三聯書店尋購。而此後,國內其他出版社相繼出版的梁羽生、古龍等武俠小説作品,也紛紛沿襲了“三聯版金庸”的整體風格,難怪有人戲稱,三聯版的金庸一統“武俠小説江湖”。而從更深遠的文化意義上來講,三聯書店出版的這套金庸武俠小説作品,不僅創造了大眾讀物的經典,也標志著金庸作品從此被納入主流文化渠道。

  1、金庸與三聯

  金庸以及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説在內地的命運,從一個側面折射了中國社會的變化。1979年以前,內地與香港雖近在咫尺,但書店書攤從未出現過武俠小説。

  改革開放後,中國文壇復蘇,中國與海外經濟文化交流也隨即增多。1980年10月,廣州《武俠》雜志首次連載了《射雕英雄傳》,標志著金庸第一次正式進入內地讀者的視野。

  其實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鄧小平接見,此後更不遺余力地支持內地的改革開放。但是長期以來,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有些人甚至將他與鄧麗君列為兩大“污染源”,但這些並不能阻止無數讀者對金庸所構建的那個武俠世界的神往。正規出版渠道的阻塞,使得金庸小説盜版盛行。許多版本粗制濫造,錯訛百出;還有人以“金庸新”“金庸巨”“全庸”等惡劣手法盜用、化用金庸的名字。長期被盜版所困擾的金庸本人也曾很無奈地説:“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寫及出版武俠小説。寫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滿無聊打鬥、色情描寫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臺灣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筆名出版發行。我收到過無數讀者的來信揭露,大表憤慨。”

  到了80年代中期,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説廣受讀者喜愛,把金庸武俠小説熱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的關注。1986年,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在《讀金庸》一文中説:“金庸小説所包含的歷史的、社會的內容之深度和廣度,在當代俠義小説家的作品中是極為突出極為罕見的。”在文末,他讚同把關于研究金庸小説的學問叫作“金學”。這一現象也逐漸引起出版界的重視,其中就包括三聯書店。

  “大約是1988年左右,我們非常想出金庸作品。”沈昌文回憶。沈昌文稱自己是一個標準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設法與金庸方面接洽上。“後來我找到了一個非常理想的人選”,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報人羅孚,他把包括董橋在內的許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紹給了沈昌文。據沈昌文回憶,在羅孚的引薦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與金庸見過面,也與金庸談了大概的出版意向,“回來後我打了報告給上面,希望能出金庸作品,但由于一些原因,導致這一意向流産。”

  1991年,已經在香港三聯書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機會與金庸再續前緣。“我在香港工作期間,與金庸先生見過很多次面,我跟他談由三聯來出版他的小説,他很痛快地答應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認認真真地在內地出版其作品,另外他在香港對董秀玉的口碑也認可,于是雙方一拍即合。

  2、文化金庸

  三聯為什麼做金庸?對于這個問題,董秀玉首先得給自己一個答案。“武俠小説的名聲不太好,我們要先把自己説服。”董秀玉笑著回憶。她坦言:“我思想鬥爭得很厲害,雖然我自己喜歡讀金庸的書,也很想把他的書引進來,但是我也一直在考慮三聯的品牌究竟適不適合做金庸。”

  1992年底,董秀玉從香港三聯書店又調回北京,當時的三聯還租了地下室作為辦公室,經營狀況仍然局促甚至窘迫。在這個地下室裏,董秀玉疏理了一下發展戰略,定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發展藍圖:以本版圖書為中心、打開通道、發展期刊群。在這個過程中,董秀玉從出版者的角度漸漸明晰了對金庸作品的看法:“我後來慢慢形成了一個觀念,我們的書應該分層次,既有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識讀物和大眾讀物,我們不能只做寶塔尖上的那一點點。但是不論哪個層面,我們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俠小説而出名,但本質上是一流的文學作品。”

  董秀玉透露,其實在那個時期,梁羽生、古龍的版權代理人也通過種種渠道,表達願把版權給三聯之意。“但是我後來把他們都推掉了,不敢接。這樣的書一做多了就完了,我得守住在長期的歷史積累中形成的三聯品牌。”其實董秀玉決定出版金庸作品的另一個原因是出于現金流考慮。1992年,三聯全年銷售的總碼洋才711萬,每年向外借錢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這一套書每年的現金流可達幾千萬,這對一個剛起步的企業極為重要。”董秀玉説,雖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説給三聯的實際利益並不像外面所説的那麼大,但通盤考慮下來,她還是接受了版權代理方的條件。

  彼時,金庸創辦的《明報》已被年輕商人于品海所收購,金庸的版權也由于品海幫助處理。“金庸是我的前輩、尊敬的作家,我很早就向他建議,應該在內地正兒八經、漂漂亮亮地出他的小説。”于品海説那時鋪天蓋地的盜版金庸小説讓他很是痛惜,正巧董秀玉也有此意,“三聯一直是令我們尊重的出版機構,與三聯合作,可以説是水到渠成”。

  1993年3月29日,三聯書店與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業有限公司簽訂了出版合同。多年之後回憶那次合作,大家總結為“天時地利人和”。

  三聯上上下下對這套書都很重視,也下了一番功夫。為這部作品集做封面設計的是三聯書店美術編輯室主任寧成春。“三聯與金庸談妥版權之事後,社裏開了很多次會,董總跟我們説這個工作很重要,發行部門來編輯部徵求意見,大家提了很多意見。”寧成春回憶。為了能更準確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內涵,並沒有看過金庸作品的寧成春還向金庸迷的兒子詢問意見。“當時的武俠小説很多,但是做得太‘濫’。在我看來,金庸雖然是寫武俠的,但也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所以我認為從設計的角度來講,應該尊重它的歷史感。”以往無論是香港的明河版還是臺灣的遠流版,它們的特點是大量選用宋元明清以及現當代國畫大師的作品,扉頁附有名家印章,在正文之前還刊載十數頁古代山水人物畫、地圖、名山大川的攝影等等。但在寧成春看來,這些封面有些花哨。為了更好地體現金庸作品裏的那種歷史感,寧成春也頗下了一番功夫,“每部小説,講的是哪一個朝代,我就去找哪個朝代的畫,找到那個時代的文化感覺”,寧成春也找了許多古代木版畫作參考。當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助理的潘振平回憶,為了滿足封面設計的想法,他曾經找到“中華文庫”的作者之一、美術史專家聶崇正,通過他向故宮博物院買了一些藏畫的膠片,其中《康熙南巡圖》就用于《鹿鼎記》的封面。

  金庸作品集要一下子出齊36本,但留給寧成春的時間並不多。“當時還沒有採用電腦,我是用復印機作的墨稿,時間很緊張。”寧成春最終是以整齊劃一的古典山水畫,作為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設計,出于印刷成本以及內地讀者購買力的考慮,三聯版僅保留扉頁的古雅印章,如齊白石的“江南布衣”“要知天道酬勤”、吳昌碩的“心月同光”“千裏之路不可扶以繩”,以及趙懿所刻的白居易的詩句“襟上杭州舊酒痕”等,而省略了港臺版所具有的提示讀者想象力的歷史圖片。

  “整套書的顏色也是有所考慮的:從第一本到最後一本,封面顏色是漸變的,這樣突出了整體的文化感。”此外,寧成春還從一些設計元素上強調了整套作品作為通俗讀物的特點,“字體設計得很活潑,避免呆板,也與三聯傳統的那些學術著作相區別”,但又不流于膚淺和輕浮。

  1996年,寧成春為“金庸作品集”設計的封面獲得第三屆新聞出版署直屬出版社優秀圖書設計獎一等獎。“三聯版”的金庸作品集影響了此後一大批武俠小説的設計,無論是街頭的盜版,還是此後正規出版社出的古龍、梁羽生的小説,基本上都模倣並沿襲了這一風格。

  寧成春回憶,當時三聯還通過美編張紅約了一些作者為小説畫插圖,這些作者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雖然三聯給出的稿費只是一幅60元,但出于對三聯的熱愛和信任,他們投入了很大的創作熱情,研究主要人物使用的兵器、性格特點等,也拿出了比較好的作品。但是金庸對港臺版的插圖有所偏愛而不願意進行更換。最終,約來的插圖未能呈現給讀者,這也是寧成春略感遺憾之處。

  據了解,金庸對與三聯的合作也非常滿意。從整個合作過程來看,“我記憶中沒有任何不愉快之事。”而金庸在為三聯版寫的序中,很溫情地追述了他與老“三聯”的緣分:“小學時代我得益最多、記憶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購置的鄒韜奮先生所撰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世界各地旅行記,以及他所主編的《生活周報》(新的和舊的)。在童年時代,我已深受鄒先生和生活書店之惠。生活書店是三聯書店的主要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聯書店就和我簽了合同,準備在內地出版我的小説,後因事未果。這次重行籌劃,由三聯書店獨家出版內地的簡體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憶昔日,心中也充滿了溫馨之意。”

  3、獨特的營銷策略

  1994年5月,三聯版“金庸作品集”正式推出,甫一亮相,便立即贏得一片好評,也成為圖書市場熱捧的對象。其實在決定出版金庸作品之前,董秀玉一直有一個擔心:“學術文化類書籍很容易被衝擊,所以我也怕金庸的書衝了三聯的文化書,畢竟文化類書目才是三聯的主業。”為此,三聯書店經過研究討論,有了兩個讓業界有些意外的營銷舉措。

  其一,堅持整套出版和銷售。當時盜版金庸作品很多,分散銷售對于衝擊盜版作品沒有任何優勢;同時,這也是三聯的整體戰略。當時三聯一年新上架書有120種,如果拆開賣,單是金庸的作品就佔三聯一年新書的1/4還多,這個比例對三聯未來的銷售有潛在的威脅,也會影響三聯的主業。

  其二,每次訂貨會不上“金庸作品集”。這主要考慮訂貨會上新華書店都有份額,貨款有限,訂了金庸就很難再訂別的。所以上訂貨會的全部都是學術文化類書籍,這樣就保住了學術書年年增長。另外,金庸的書沒必要再借助這種場合去推銷,可隨要隨添,不影響銷售。董秀玉回憶,在與金庸簽訂的出版合約中規定,前五年每年5萬套,後三年每年4萬套。算下來,一千多萬冊的銷售量,“整個回款量非常大”。

  “金庸的書佔了很大碼洋,兩三千萬,如果我們把寶都押在他的書上面,給我們後面帶來的風險也很大。”董秀玉坦言,這樣的舉措也是為版權期結束所做的長遠考慮。“版權書一定有走的那一天,而我很清楚我們的根本是學術書,這是不能動搖的。所以合約期間我非常清醒一點:一定不能讓版權書衝擊主業。只要我們按合同每年保證銷售5萬套,其他你無權幹涉。慶幸的是,我們堅持得還不錯。”現在看來,三聯書店當時的決策非常有遠見,在三聯與金庸合作的八年間,三聯的學術書籍非但未受到影響,反而一直有所增長。

  在三聯書店原來的計劃中,曾打算出平裝本、精裝本和小開本(即口袋本),平裝本先出。從實際銷售看,平裝作為整套銷售是最合適的。三聯最終只是裝訂了一些精裝書,是作為禮品的非賣品,曾送了5套給金庸。1999年4月,三聯書店又根據市場需要,推出“口袋本”金庸全集,短時間內印數達到5萬套。隨著電視劇《笑傲江湖》的熱播,又掀起新一輪金庸熱,2001年3月,三聯書店又印了6萬套《笑傲江湖》和部分“金庸作品集”,使市面上一度脫銷的“金庸作品集”再度與讀者見面。

  董秀玉介紹説,從合約過程整個來説,都很順利。代表金庸的代理是兩個大會計,他們對賬本很精通,到年底時,三聯會打開倉庫,請版權方面來審核銷售情況,操作非常規范,對方也都對三聯的銷售和賬務以及誠信度很滿意。

  4、八年姻緣

  在三聯書店出版檔案關于“金庸作品集”的卷宗裏,還保留了數封讀者的來信,其中一位來自上海的老編輯説自己在退休後才開始看金庸,立即被其“大氣磅薄,想象詭異”的風格所吸引。有趣的是,這位老編輯在信後面列了長長一個單子,列出自己校出的錯誤,其認真程度令人感慨。還有一封年輕讀者的來信,仔細地糾正了插圖的一個錯誤。“有一節是楊過與黃藥師分別從兩旗桿躍下,書中有一插圖,圖中楊過斷的是左手,而書中楊過斷的是右手,此已是自相矛盾。”他還希望編輯們能轉告金庸先生。讀者對這套作品的喜愛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1994年發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説研究史上的裏程碑事件。”武俠小説研究學者陳墨説。那一年,三聯書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係王一川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將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學授予金庸榮譽法學教授。“幾乎就是在一夜之間,金庸小説從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蟲小技乃至洪水猛獸,突然步入了學術的神聖殿堂。”有人評價説,三聯版的金庸全集有點一統武俠小説江湖的味道。此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武俠類小説,不僅在風格上倣照三聯版,在銷售上都是成套賣,從某種意義上説,也從此把整個武俠小説的出版納入到正規的渠道上。而另一方面,三聯版也把金庸作品從武俠小説的蕓蕓眾生中挺立而出。有人評論説:直到三聯版金庸作品的出現,金庸小説才終于走向“文化精品”,它也喻示著金庸小説本身的價值轉型,“即它已經從單純的閱讀和消費價值轉變成經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價值”。金庸作品的閱讀文化嬗變,是解密新時期大眾文化生長史的一把鑰匙。在這意義上,金庸武俠實乃市場化改革在通俗文化領域的體現。金庸作品從盜版流行直至踏入通俗文化經典的殿堂,正是市場化改革最終成為主流話語的真實表現。

  這麼多年,三聯版金庸作品集一直是眾人心目中不可超越的經典。“很多年後還有人追著我要那套書”,董秀玉笑著説。讓董秀玉欣慰的是,金庸的書“走”了之後,三聯業務並未受到嚴重影響。反觀這段合作,董秀玉説,最明智的是把金庸作品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認清主業。

  1993年初,董秀玉曾在一篇文章中説過:“作為文化産業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責任和商業利益兩種功能的巨大混亂中拉鋸。啟發知性的出版物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業利益亦是企業發展必備的動力。出版者必須在不斷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壓力中,緊跟時代與社會,尋求持續的突破和發展。”“只有在文化責任和商業利益的博弈中運轉自如、具備長遠戰略眼光、守得住根本,才是最後的贏家。”三聯與金庸的八年姻緣,已足以證明了這一點。

  (作者:李菁,係《三聯生活周刊》常務副主編,本文節選自《守望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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