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出臺整治濫擺酒席的新規，引發輿論爭議。有地方政府規定，婚喪之外的酒席一律不得操辦，復婚及再婚方也不得擺辦酒席。有的縣級政府甚至鼓勵群眾相互舉報，在核實後進行處理。

　　有人認為，對于政府來説，法無授權不可為，類似的文件缺乏法律依據，顯然違背法治精神。然而，有不少民眾反映“人情債越來越重”，“整酒”負擔也重，希望政府能夠加以引導。在法治框架下，政府如何才能保證既不越位，又能有效引導社會不良風氣的轉變？政府“治酒令”的界限該如何把握？

　　“在提倡移風易俗的過程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宣傳教育，而非執法。”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講師、博士張克指出。

　　不久前，貴州綏陽縣的一個做法引發網友熱議。該縣規定，除婚喪之外的一切酒席，皆屬于濫擺酒席規定的情形。在暗訪查實後，該縣不僅驅散了就餐群眾，沒收了飯菜，將其送給敬老院，而且有照片顯示，有人將收繳的飯菜集中堆放，並注明濫擺酒席的事主姓名。

　　綏陽縣的做法並非孤例。此前，貴州凱裏市也出臺相關文件，規定復婚及再婚方不得操辦酒席。貴州遵義泗渡鎮則規定，允許擺壽辰酒，但僅限于80周歲以上的整十生日酒席，且生日酒席須與戶口及身份證日期一致，前後不超過一年，只能操辦一次。

　　張克認為，地方出臺的這些“紅頭文件”，統稱為規范性文件，按道理只是對內發布，對公民沒有普遍約束性，不能設定公民義務。

　　不過，在媒體採訪中，貴州思南縣居民楊先生抱怨，“三年不辦酒，人就要討口，我就要去要飯了”。不少網友也對酒席泛濫不勝其煩，“吃酒真的吃怕了，希望政府加大打擊力度。”

　　在貴州省民俗學研究所所長吳一文看來，當地酒席隨禮的增多有其社會背景。貴州過去交通閉塞，很多地區結寨而居，內部凝聚力很高，因此社會交往十分密切。不過，近年來，很多人前往沿海發達地區務工，在收入增加的同時，也帶來了外地的一些民俗，有時超出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要加以引導。

　　然而，如何有效回應民眾呼聲，又不至于“一刀切”，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難題。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與文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萬建中認為，政府首先應當進行深入調研，摸透各地的實際情況，然後加以宣傳教育，慢慢地引導社會風氣改變。

　　在張克看來，“發揮社會自治力量”是破題的關鍵。每個村可以成立一個紅白理事會，由村中有聲望的人組成，制定相應的村規民約。在村裏召開的村民大會上，大家共同商議酒席標準，比如什麼事由的酒席可以擺，什麼樣的不可以擺，酒席一般控制在多少桌，以及隨禮禮金不超過多少錢。他認為，激發民眾自我管理的積極性，很可能比政府出臺“紅頭文件”的效果更好。

　　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村民自治的重要性。在河南商丘市寧陵縣，各村黨員、村幹部、老教師等有威望的人組成了紅白理事會，對違反鄉規民約大操大辦的群眾，取消其參與村內一切評選先進的資格。江蘇省如皋縣江安鎮周莊社區同樣成立了類似的理事會，為了引導村民摒棄大操大辦的陋習，在“十星級文明戶”評比中，移風易俗成了一項重要指標。

　　不過，張克提醒，在制定鄉規民約過程中，也應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他還呼吁，民風的改變是一個長期過程，政府需要更多的耐心。（記者 郭路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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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