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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鋒】紀錄片導演蕭寒:我“拍”故宮修文物

2017年01月11日 12:57:52 來源: 新華網
http://vod.xinhuanet.com/v/vod.html?vid=404191

    在這個浮躁社會中,財富能力、社會地位、顏值、情感……等“成功”標簽,正在固化無數奮鬥在大城市人的終極夢想。

    然而,有那麼一群人,沒掙到多少錢,卻費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他們並不刻意去追求社會的普世成功,卻在自己熱愛的領域,做出了世人可能並不知曉,但絕對意外的成績。

    ——劍走偏鋒,自繪人生

    新華網北京1月11日電(陳凱茵 遊蘇杭)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號大咖啡館的印度廳內,正式公映了由L.盧米埃爾攝制的“工廠的大門”、“火車到站”、“嬰兒的午餐”等12部實驗性的影片——最早的電影,是記錄片。

    一百二十年過去了,紀錄片這個現代電影先驅者,好似在時光中漸漸迷失自己,不再是大銀幕的常客,漸漸淪為邊緣。

    “紀錄片為什麼非得在票房上‘悲情’,才被認為是‘成功’呢?”曾創作過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和《麗江·拉夫斯基》的導演蕭寒很困惑。

    一直致力于讓“一個電影類型重新回歸到他應該有的電影市場”的蕭寒聲音沙啞,面容疲倦。為了宣傳《我在故宮修文物》大電影,十幾場路演的間隙,他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接受媒體的採訪了。

    這條重返之路上,重復的吆喝必不可少,蕭寒甘之若飴。

    然而,重返之路太長,2016年太短,故宮的文物還沒修完,他卻仍在堅持。

    紀錄片導演蕭寒,創作了《喜馬拉雅天梯》《麗江·拉夫斯基》《我在故宮修文物》

    “風吹過的聲音”

    蕭寒沒有想過他的第三部紀錄片會以這樣的方式重返大銀幕。

    2016年初,《我在故宮修文物》循規蹈矩地正走著大部分中國紀錄片走過的路:在紀錄片頻道播出,分銷給幾個視頻網站,在紀錄片迷中小范圍傳播一下。然後……然後基本上就沒有然後了。

    誰也沒有想到,尋常路中居然會出現意外。

    是的,意外之喜出現了,三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Bilibili彈幕網站意外爆紅了。

    視頻點擊量超過200萬,彈幕六萬余條,好評如潮,收獲粉絲無數。據悉,截至2016年12月,共有2萬人報名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的實習工作,其中大多數是“90後”的年輕人。

    “一部紀錄片能蒙觀眾如此厚愛,令我受寵若驚,同時也欣喜若狂。還真就像有些人説的那樣,我立馬決定做電影版,對,上院線!”蕭寒反應很迅速。

    熱度還在,上百個小時的拍攝素材還在,出品方及時出現,蕭寒召集新團隊,擼起袖子就幹。剪輯時間長達七個月,這可能是個糾結又痛苦的過程。有媒體報道稱蕭寒認為電影版唯一的遺憾是時長太短。

    “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原來3個小時的版本,但最終我們因為市場的要求我們還是把它剪到86分鐘”,報道中這樣引用蕭寒的話。但在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時,他又否認了這一説法。“談不上一個遺憾,每一個不同的版本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力。”

    這樣的平衡和取舍可能是走向大銀幕必須經歷的。但這道坎過後,障礙還有很多。國內的觀眾幾乎沒有在影院觀看紀錄片的習慣,這是回歸路上的一大障礙。

    另一個障礙來自于市場中的其他選手——商業電影。由于紀錄片側重展示的是一段真實的內容,而不是一個故事。與商業電影相比,紀錄片在吸引一般觀眾方面似乎天生就有一些劣勢。

    “它沒有激烈的戲劇衝突,沒有酷炫的畫面,沒有小鮮肉,只有修復師們一天又一天的日常,只有‘擇一事,終一生’的匠人之心,只有蟬鳴、鳥叫和風吹過的聲音。”

    紀錄片≠苦哈哈

    上映日近,爭議卻不斷。

    “這就是借勢販賣情懷圈錢啊!”面對這樣的質疑,蕭寒在上映前一日發文回應:“能不能圈到錢不敢説,但我還真就想借這個‘勢’販賣一回情懷,也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來買這份情懷。假如那些販賣‘小鮮肉’、整容臉、嚇人IP、雷人劇情的電影都能如此理直氣壯,我們來‘販賣’一下情感和人生觀又何罪之有?”

    “要説‘圈錢’,在中國的電影市場裏,我還真沒看到有一部紀錄電影圈到過錢,甭説‘圈錢’,就是能在電影院裏排上片的都沒幾個,不賠錢都要舉杯相慶。”蕭寒一句話道出了紀錄片在電影市場的窘迫。

    一直以來,紀錄片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一直是“叫好不賣座”。爆款前輩《舌尖上的中國》電影版上映一個月的票房不過才兩百萬人民幣左右。

    有數據表明,2015年共有14部紀錄片有幸走入院線,全年票房加起來有6.9億元,另一面,同樣是2015年,有3部快銷式的真人秀類紀實電影上映,卻貢獻6.6億元票房。

    “拍攝一千部影片,真正到院線上映的只有200部,其中盈利的還不多,這種劇情片的二八定律,對紀錄片也一樣。對于紀錄片來講,這個挑戰更加嚴峻,因為紀錄片很多,但震撼性的紀錄片不多。”在2016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資深電影發行人、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趙軍説,紀錄片是有希望走向市場的,但在成為“黑馬”之前,自己本身要經歷錘煉。

    錘煉路上,“有多少紀錄片創作者如苦行僧一般孤獨前行。”現實雖大概如此,但但蕭寒覺得紀錄片不應該是“苦哈哈”的代名詞。

    “有些人覺得,紀錄片你越虧錢越顯得你高尚,我覺得不是的,我覺得一個紀錄片能賺錢它才能更高尚,更有價值,他對整個行業、整個人類才更有價值。”

    春未來,“蕭寒”正在

    現實太殘酷,在年末大片潮夾縫中頑強生長的《我在故宮修文物》上映11天,票房572萬,截止12月27日,全國排片只有0.2%。

    “想看但沒有排片”,有觀眾向《我在故宮修文物》官方微博賬號“吐槽”。這其實也説明了,中國電影市場的殘酷,紀錄片導演蕭寒不會是第一次體會,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然而,在嚴寒中,仍然需要看到希望。

    數據顯示,2015年紀錄片行業總投入為30.24億元,總收入46.79億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商業院線出現越來越多的紀錄片“闖入者”:2015年,通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審查的紀錄電影有34部,其中14部進院線放映,均創下近5年的新高。

    從票房1700萬元的紀錄電影《旋風九日》到《喜馬拉雅天梯》,再到今年以6600萬元票房刷新中國紀錄片票房紀錄的《我們誕生在中國》,電影紀錄片不斷有“黑馬”跑出。

    “有越來越多的作品走上大銀幕,這就是一個很可喜的事情。”蕭寒樂見2016發生這樣的變化。“今年,有更多的相同類型的電影都在共同地闖這個市場,有更多的夥伴都在加入這個市場,這都是變化。”

    “但所謂的春天遠沒有到來,他還早著呢。”蕭寒説。

    那麼,真正的春天應該什麼模樣?

    “真的春天到來應該是這個模樣,每年有常態地有一定的量的紀錄片電影在大銀幕上展現,同時有一兩個明星的産品可以創造更有突破的票房成績。那才是紀錄片行業真正良性的發展。觀眾也逐漸習慣了去接受去影院裏去觀影去看紀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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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黃博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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