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1月11日早，楊衛沒有去食堂吃早飯。不到9點，他提著20斤大米，帶著幾本新臺歷，和老鄉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是物業公司放假的第二天，楊衛説，自己“不想那麼早回家”。可是實際上，早在12月13日，他就去沙河鎮的代售點買票，264元的票面價，加上6元的手續費，楊衛一點不含糊。

　　公交轉地鐵，一個多小時後，楊衛出現在北京西站的站前廣場。因為怕“過不了安檢”，楊衛用自己的床單，將買給兒子的高爾夫球桿層層裹住。箱子矮，球桿高，無論怎麼放置，這支球桿始終凸起在外。

　　然而他並沒有引來安檢人員的注意，卻引起了現場正在採訪的媒體的注意。面對鏡頭，他揮動著球桿説，“我們農村沒有高爾夫，我想我的兒子跟北京人一樣。”

　　這組報道，後來被命名為“回家的禮物”，而“高爾夫大叔”楊衛，也很快成了網紅。

　　但是楊衛並不知道這一句話的力量，整整一天，他都在趕路。回到家時，已經晚上11點鐘。家人都在等他，弟弟還為他做了一頓飯，但楊衛累了，沒和家人多説句話，倒頭便睡去。

　　回家第二天，楊衛去芮城縣城看望妻兒。為了照顧兒子上學，他的妻子在學校附近陪讀，每年房租兩千元。離家多年，他不知道怎麼和孩子交流。一家人在出租屋看了一天電視後，楊衛帶著兒子回到了農村老家。

　　在老家院裏，楊衛取出高爾夫球桿，手把手地教兒子。

　　“上班的地方附近有高爾夫球場，我看業主玩過，這活動新鮮、高端。”楊衛經常去撿球，然後帶給兒子。

　　2009年，來北京的第一年，他給不到4歲的孩子買了一把吉他。“想著他自己撥著玩，也能找到感覺，以後可以報個班學。”楊衛至今不知道兒子有什麼興趣愛好，只想著帶一些城裏流行的東西，讓孩子“見見世面”。

　　返程

　　楊衛“北漂”五年，與兒子之間的交流，僅限于微信上的溝通。他希望在北京能夠打拼出模樣來，然後接兒子來北京，讓他過更好的生活。“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樣一事無成，能混出模樣來。”

　　楊衛的心裏始終是矛盾的。平時不往家裏打電話的他，已經越發不知如何和父母交流。“每次和我爸説不到三句一定會拌嘴，到後來就懶得説了。他講我聽著，就這樣。”楊衛覺得和父母有代溝，他抗拒溝通。

　　父母與他的對話都是固定模式。父親會一直勸他少抽煙，要愛惜身體。母親則一定會問今年掙了多少錢，“我媽嫌棄我掙得少，年年如此。”

　　今年也不例外。回家的新鮮感過去後，一切回到老樣子。他往妻子手裏塞了四千元現金，加上銀行卡裏結余的八千元錢，這一萬兩千元，是楊衛整個2016年的存款。

　　母親照例開始念叨，他沒有回嘴，但是越發厭倦這種交流。“他們不理解我，我一年到頭在外面打工也很辛苦，回來還要聽這些。”

　　于是他很快就決定回北京。回家不到5天，15日下午5點，他打包了一袋行李，偷偷出了家門。家裏人以為他只是去一趟縣城，並沒有留意。

　　到了運城後，楊衛沒有買到回北京的車票，他在60元的小旅館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買了張站票，踏上了來時的路。

　　直到上火車前，他才告訴妻子，母親知道消息後，曾打電話來勸他回家，楊衛沒有聽話。楊衛説，要“做出一點樣子來”，想用不辭而別的方式告訴他們，自己“也希望聽到鼓勵的話”。

　　和解

　　1月16日，回到北京的當天，楊衛騎著自行車來到沙河鎮，花一百八十元買了一雙帆布面棉鞋。在過年前，楊衛逛過一次勞保用品商店，看中了一雙翻毛的鞋，要價一百二，他沒舍得買。但是這次“不買不行”，因為走得匆忙，僅有的一雙棉鞋，還在山西老家。

　　一個人在宿舍呆了一周，楊衛有點後悔了。身為家中長子，楊衛發現，自己居然不記得父母的生日，甚至想不起來父母具體的歲數，只知道父親屬猴，母親屬狗。

　　妹妹和妻子不斷給楊衛打電話，希望他回家。楊衛不知如何解開心結，他覺著今年好好幹，混個小頭目，多拿點獎金和工資，也許父母就不再埋怨他。

　　他從未嘗試與父母好好聊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這人，做人挺失敗的，我不知道和他們説啥，總覺得沒這個必要，這些年都是這麼過來的，現在叫我咋改？”楊衛搖搖頭，神色黯淡下來。

　　他想起常看的小説裏，有一個詞叫“和解”，他決定邁開第一步。楊衛劃開手機屏幕，撥出了母親的電話。電話接通的那一瞬間，他有點緊張。

　　通話時長兩分鐘，這是一年以來，母子之間最長的一次交流。尋常的問候，吃飯穿衣，然後匆匆挂斷。母親的備注名，被他存為“愛的奉獻”。

　　“今年五一，我一定回家。”楊衛説。（記者 王煜 趙蕾）

【糾錯】

責任編輯： 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