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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光照古今的名人遺囑:寄語世界 留下諄諄教導
2017-04-05 07:32:03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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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敏(資料圖片)

  吉鴻昌的家書(資料圖片)

  林覺民及其《與妻書》(資料圖片)

  制圖:潘旭濤

  時值清明,在草木孕育的季節,最宜懷念故去的人。

  有些被懷念者並非你我親朋,而是功成名就之人,在舉國之內享有盛譽。他們生前的功過會被人反復訴説,死後的名聲也自有人心衡量。但在走到人生盡頭之際,他們留下的言語,卻有著千鈞的重量。

  無論何時捧讀這些遺囑,都能感受到一股特別的力量。

  簡單離開,低調告別世界

  告別世界的方式,通常體現著一個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學家夏衍彌留之際,有天晚上病情惡化,身邊人員對他説:“我去叫大夫。”聽聞此語,夏衍突然睜開眼睛,艱難地説:“不是叫,是請。”隨後昏迷過去,再未醒來。

  更多的時候,許多名人在離別之際,主動要求以一種樸素的方式告別。

  1935年,被俘後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長長的《多余的話》,詳細剖析自己的思想歷程,和對這美麗世界的感情。讓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後,他竟雲淡風輕地來了一句“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不久之後,臨刑之際,他又留下簡單的四個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亞子先生留下的遺囑中這麼寫道:“我死後裸體火葬,一切迷信浪費,絕對禁止;于公墓買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 ‘詩人柳亞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論。”最後一句,足見決心。

  “我死之後,請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學家金岳霖,在留給“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的遺書中,輕描淡寫地説“我可能很快結束”;又接著寫道:“我要借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

  至于一向以生活樸素著稱的錢鐘書先生,則在去世前明確立下遺囑:“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形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並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楊絳先生,也在生前親筆寫道:“我去世後,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聲泰鬥馬三立先生,則為自己的身後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達。他説,“我是一個相聲演員,也是一名普通的共産黨員。我按照黨的要求,用相聲,用笑聲,為人民服務。”並反復強調,“我畢生只想把笑留給人民,而不能給大家添麻煩,給國家浪費錢財。我衷心祝願相聲繁榮,人民幸福,國家富強。”

  在自己的喪事上,馬三立先生的訴求則極為簡單:“我有一個最後的請求,就是在我過世後,請將我喪事從簡辦理,我不願讓各級組織再為我費心費神;同時我的朋友、學生和再傳弟子也比較多,所以不搞遺體告別,不接受花籃、花圈、挽聯,不接受錢物。”

  視死如歸,彼岸便是理想

  “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臨刑前這番話,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

  為中國進步而流血犧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無數這樣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陳天華在東京參加抗議日本政府的鬥爭,憤而投海自殺,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絕命書》——“諸君更無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為。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則死之。夫空談救國,人多厭聞,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裏行間,他想表達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諸君有所警動”。

  在這方面,巾幗亦不讓須眉。1907年,文風鏗鏘有力的革命家秋瑾女士,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即將被處死的事實,揮筆寫下這樣的遺書:“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壯志猶虛,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腸堪斷!”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親自為她寫下“巾幗英雄”的匾額。

  抗日英雄吉鴻昌算得上“視死如歸”的楷模。這位變賣家産組建抗日同盟軍的愛國者,在寫給妻子的遺囑中這樣説道:“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傷悲,因還有兒女得您照應。”更寫下這樣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正氣凜然紙上,時為1934年。

  中國共産黨人中,向來不乏這樣的仁人志士。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留下的篇章早已寫入民族的精神史。

  曾寫出《可愛的中國》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長長的遺囑。在其中,他反復表達擁護和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的態度,並寫下“我們的信仰是鐵一般的堅硬的”這樣鏗然有力的決心。同樣讓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幾天,整天拿著筆寫文章,不管病與不病,都要被敵槍斃的。我們是共産黨,為革命而死,毫無所怨,更無所懼。”

  為國犧牲,成為許多革命者不容置疑的選擇。1936年8月2日,趙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縣的火車。預感到即將犧牲,她在車上向警察要來紙和筆,寫下給孩子寧兒的遺書——“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在你長大成人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這樣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第四個“念”字方一出口,著名演員張國立便泣不成聲,後撤一步,鞠了一把淚。今年人氣很高的電視節目《見字如面》這一幕,得到上千萬次點擊。

  張國立所讀的,是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生前寫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在信中,他無限深情地暢想著與妻子劉志蘭、女兒左太北在一起的“痛快極了”的日子;又交代,即便再愛女兒,妻子也可“大膽按情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最讓人動容的,莫過于他真情的流露,以及一句“以進步來安慰自己,以進步來酬報別後衷情”。

  1942年5月,寫完信3天後,左權將軍被炮彈擊中頭部,不幸殉國。那年,左太北剛剛兩歲;40年後,她第一次讀到這封信,放聲痛哭。

  寄語世界,留下諄諄教導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對世界的責任心與對美好世界的向往,讓許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貢獻出最後的光與熱。

  烈士林覺民在《與妻書》中表達了對死的淡然,和對生者的無限牽挂。那是1911年,林覺民參與廣州起義前,寫下這樣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時光荏苒,黃花崗永載他的功績,遺書永載他的柔情似水。

  曾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在1916年病逝于日本之前,留下了簡單的遺囑,其中包括“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採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以及“意見多由于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這樣的諄諄教導。

  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啟蒙人物嚴復,則在遺囑中總結了自己的人生經驗,其中包括“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須勤于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須勤思,而加條理。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到了1940年,曾經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時,僅留下“科學救國,美育救國”兩句遺言。但這兩句話,濃縮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張和思想,就連“美育”這個詞,都由他親自翻譯引入國內。在北大校長這個位置上,蔡元培立下豐功偉績,以至于,馮友蘭讚嘆他“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

  而被中國人民高度讚揚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彌留之際,留下了一份讓人感懷的遺書。在這封信裏,他不但事無巨細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給相應的中國同事與友人,還不忘交代,“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用來治療瘧疾患者和貧血病患者。千萬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他對八路軍醫療事業的關心,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未停歇。

  這也就不難理解,在遺書的最後,白求恩這樣深情地寫道:“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在這裏,我還有很多話要對同志們説,可我不能再寫下去了。讓我把千百倍的謝忱送給你和千百萬親愛的同志們。”

  又到一年掃墓時,人們在暮春的日子裏懷念過去,為當下和未來積蓄前行的力量。這世上有許多承載過去思想和情感的介質,而那些偉大的遺囑無疑在其中佔有了相當的分量。(記者 劉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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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李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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