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成都發掘的兩晉時期排水渠（6月2日攝）。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6月2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雪芬在展示發掘的經版。 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新華社成都6月4日電（記者童方）規模宏大的寺廟、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飾有金粉的石刻經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4日公布，歷經數月發掘，在市中心實業街發現福感寺遺址，此前僅見于文獻資料的這座益州（成都）名寺終于重現于世。

　　從東晉延續到兩宋時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常有高僧駐留。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載：“（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感。”唐代詩人劉禹錫曾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形容其“繡于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唐末宋初，受幾次大的戰亂波及，福感寺逐漸衰落。

　　據此次考古發掘領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易立介紹，目前的發掘現場只是福感寺的一部分，但已發現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出土了1000多塊刻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佛教經典的經版，多達五、六百塊佛、菩薩、羅漢、天王、伎樂等石刻造像殘件及蟠龍碑首、模印密檐塔磚、有銘文的琉璃瓦等建築構件，伴隨岀土大量杯、碟、碗、盞等日用陶瓷器。

　　“隋唐時期的福感寺規模相當大，盡管此次只發掘了一部分，但已經可以勾勒出福感寺當年香火鼎盛的概貌。”易立説。

　　記者3日在發掘現場見到了部分出土文物，石刻造像莊嚴祥和、造型精美。經版質地皆為本地産紅砂岩，經文字體秀麗疏朗，上面留存的金粉在自然光下清晰可見，其中一塊經版上刻有“傳今福感寺”“章仇來臨”的字樣。

　　“結合這塊經版上的寺名和蟠龍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們基本確定了此處就是福感寺遺址，人物‘章仇兼瓊’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集軍政大權為一身的益州最高長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資助建樂山大佛。”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雪芬説。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告訴記者，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安史之亂後玄宗入蜀，成都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更得到飛躍發展。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除與福感寺有關的遺跡外，此次還發現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戰國的墓葬，東漢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溝，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築構件，以及兩宋和明朝的部分遺跡。

　　“這個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發現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訶池遺跡、鎮水石犀、‘巍巍大漢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遺跡等，表明今成都市區一帶是罕見的歷數千年文明疊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遺存年代跨度大、內容極為豐富，相信未來必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發現。”王毅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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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