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再見,“條子生”

　　“沒有過渡期,不留任何空間,沒有任何僥幸和可能!”長沙麓山國際實驗學校校長鄧智剛清晰記得,去年那場新聞發布會上,市領導硬邦邦一句話,像一記重錘砸在地上。

　　2016年2月28日,長沙市年度招生入學工作新聞發布會召開。鄧智剛印象深刻,是因為這場發布會與往年例行的大不一樣——

　　會議地點從市教育局搬到了市人民會堂；發布會主持人從教育局處室負責人變成了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副市長出席講話；除了往年參會的區縣教育局和各學校,市公安局、人社局、房産局、拆遷辦全來了。

　　長沙市《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做好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實施辦法》在這一天同時發布。以市委市政府名義下發的《意見》,是全國首個規范招生入學的地市級文件。

　　《意見》《實施辦法》等一整套政策體係,被各大媒體解讀為“史上最嚴招生令”,在報紙網絡、大街小巷迅速傳開。

　　“為了這一天,我們已經準備了好幾年。”長沙市教育局局長盧鴻鳴説。

　　醞釀:42份修改稿,一字之差就是千差萬別

　　周小青的辦公室裏,存著一摞摞招生文件起草底稿。作為長沙市教育局基教處副處長,他是“最嚴招生令”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經過了一百余次的調研會、討論會,這份文件一共修改了42稿。周小青的電腦裏,每一次改動都有清晰的留檔。

　　有時,後一稿和前一稿之間,改動只有一兩個字,背後所牽連的含義卻千差萬別。用他的話説,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不敢有一字怠慢。”

　　這座城市有87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每一句政策背後都是他們的受教育權,而對數十萬個家庭來説,這幾乎就是“頭等大事”。

　　“頭等大事”裏,最核心的是公辦不擇校、相對就近入學、免試入學,在反復修改多次的文件裏,這是一以貫之的堅持。

　　討論較多的,是以戶籍和家庭住房情況為依據的生源排序原則。有戶有房排第一,無戶無房排最末,中間地帶卻有了爭議——在政策導向上,究竟是戶口管用,還是房子管用?

　　最初,文件起草小組把有房無戶排在了第二位。討論中有人質疑:“那些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裏,卻買不起房的‘老長沙們’,該怎麼辦?他們不應該排在外來投資買房者之前嗎?”

　　那麼,是不是該把有戶無房排在第二位?卻又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有戶無房,也可能是剛把戶口遷來長沙、還沒來得及買房的人。與這樣剛落腳的群體相比,已經在長沙置業安家的人,很有可能對城市的貢獻更大。”

　　分歧由此産生。周小青説,文件起草團隊“左表述右表述,都覺得不夠準確。”歷時許久,大夥兒終于討論出一個排序原則:

　　將有戶無房分為I類、II類。I類,主要是指適齡兒童(少年)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戶籍一直屬于長沙城區,或因組織或人事部門批準工作調動、部隊轉業、人才引進等原因戶籍遷入長沙,在長沙工作但無房産；II類指適齡兒童(少年)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戶籍遷入長沙城區,就業但無房産。

　　簡而言之,通常意義上買不起房的“老長沙”,排在有房無戶之前；剛遷入戶口、尚未買房的“新長沙”,排在有房無戶之後。

　　生源排序映射著政策導向——既要保障貧困的“原住民”基本權益,又須尊重外來置業者對城市的貢獻。在看似切分、又似折衷的排序原則背後,是對不同群體的兼顧與關照。

　　“不能以權、錢、分擇校,更不能以房擇校。”作為文件起草團隊的牽頭人,分管基礎教育的副局長繆雅琴説,因為對熱炒學區房保持著警惕,政策設計者們盡可能考慮了所有“鑽空子”的情況並給予封堵——

　　一套學區房轉手炒幾次?“二手房業主(含繼承、贈與的業主)子女入學,自前業主享受學區指標之日起滿6年後方能再次享受入學指標”；

　　幾個人合買了一套學區房?“持共有房屋産權證的業主,一個業主子女享受入學指標後,另一個業主子女須滿6年後才能再次享受該套房的入學指標”……

　　在周小青看來,為了實現公平,政策設計“有時不得不站在人心最壞的角度”。

　　另一方面,靈活度和人性化也應體現。例如,在最初的設計稿中,入學年齡滿六周歲的截止日期是8月31日。文件起草團隊討論:盡管中心城區學位緊張,但農村不少地方有學位富余,政策是否可以保留一定的彈性空間?最後的定稿中,入學年齡截止日期前,加上了“原則上”3個字,並補充了一句“區縣(市)教育行政部門可根據當地學位情況適當延遲。”

　　“不僅要有改革的力度,還要有溫度。”盧鴻鳴介紹,在微機派位中,長沙特意為雙胞胎、多胞胎設計了捆綁派位政策。2016年,有166對雙胞胎、3對三胞胎參與並被捆綁派到一所學校。

　　新聞發布會前一晚,歷經42稿的“最嚴招生令”終于交付印廠。傍晚,周小青再次仔細檢查近5000字的定稿,突然發現一處錯誤:在隨遷子女入學要求材料裏,養老保險證明的“保險”二字掉了,“保險證成了養老證,這可是大失誤!來回看了這麼多遍,也不知是哪遍看花了眼。”周小青隨即打電話到文件處,又輾轉聯係印廠,在發布會前幾個小時,重新印刷。

　　面對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薄薄幾張紙,整個團隊仍擔心百密一疏,最終決定發布會只發紙質版,不發電子版,“萬一有什麼問題,發出去多少份,還可回收。”

　　那個夜晚,忙完籌備工作,許多人久未入眠。

　　觀望:“頂層設計”真的能管用嗎?

　　2015年底,長沙市委提出建設“四更”長沙,其中就有“民生更爽”。教育,作為最大的民生議題之一,成為市委市政府的關注重點。

　　由此,全國首份以市委市政府名義下發的中小學招生政策改革文件誕生。

　　在盧鴻鳴看來,這意味著招生改革有了“頂層設計”,對教育公平與資源均衡的追求,不僅是教育部門的堅持,更是市委市政府的意志與決心。

　　説得更明白些,被列為市裏“一把手工程”的改革方案,讓教育部門不用“單打獨鬥”,而是全市上下凝成一條心。

　　盡管如此,不少人仍心存疑慮。

　　在提前一年多開始的前期調研中,盧鴻鳴帶隊走訪了所有城區。在某區,有人問道:“市委市政府發話了,可我們區是省裏主要部門所在地,省裏的單位來了‘條子’,我們接不接?怎麼頂住?”

　　一場場調研、吹風會上,類似的問題不斷以直接或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在私下交流時,更有猶疑:“往年喊得‘震天響’還是小動作不斷,有用嗎?”“政策倒好,到底能不能幹成?”“看看最後怎麼收場吧!”“我們也很被動啊。不能擇優了,品牌學校會不會滑坡?”

　　與自上而下的堅決亮劍形成對比的,是自下而上的觀望與猶疑。

　　切實的困難的確存在。博才小學校長龍勝就深切體會到了陣痛。這所湖南省內赫赫有名的寄宿制學校,歷年來面向全市招生。在“最嚴招生令”實施的幾個月前,龍勝接到通知,從下一個學年開始,博才小學要變成服務周邊、招走讀生的學校。

　　“第一反應是懵的。我們的寄宿生已經爆棚了,哪還有別的學位招走讀生?”龍勝的腦子裏,兩個問題不斷閃現:去哪找教室?校園管理怎麼調整?

　　可上級部門態度堅決:改革進度必須跟上。

　　龍勝帶著校領導班子,把幾乎所有功能房、教師午休房都騰出來,迅速改建教室；管理會一場接一場,研究出了“所有班子成員站在校門口‘看大門兒’保安全”的“笨招數”；招生季,全天不停接電話向有寄宿需求的家長解釋安撫；還要打消在校生家長的質疑:“一年級的孩子走讀,校門就要天天開,那我家的寄宿生安全嗎?”

　　學校幾乎是攻城拔寨一般解決了一個個問題。盡管如此,龍勝心裏還是在打鼓:究竟能辦到嗎?

　　同樣心裏打鼓的,還有“名牌初中”的校長鄧智剛——沒了招生權,只有“接生權”,擇優變接收,生源質量翻天覆地變化。老師們適不適應?教學效果會不會滑坡?“牌子”還保得住嗎?

　　“會有一個困難時期要渡過。心裏肯定會有抵觸和落差,對優質學校來説是被動接受,心裏半情願半不情願吧。”另一位校長坦言。

　　“這些壓力,都是我們需要看到的,也都在我們意料之中。”讓盧鴻鳴稍有意外的,卻是一封來自家長的信——

　　“為了讓孩子考一個優質初中,我們從一年級就開始學奧數。現在,變成了‘靠運氣’的派位制,對我的孩子公平嗎?我們六年的辛苦是不是白費了?”這封信最後,家長甚至寫道:“如果你們真能做到一視同仁,我也就認了。但凡我發現有一個‘關係戶’,我就要磕到底。”

　　不同的聲音從四面八方涌來。暗流涌動中,負責政策公開宣傳與解讀的宣統處副處長黃軍山,心裏也有些忐忑。他決定向局長要一顆定心丸:“真的搞得成嗎?咱們話該説到什麼份上?”

　　“當然要搞成!這回,不是切一刀,是一刀切。”盧鴻鳴答得幹脆。于是,各項宣傳、解讀迅速鋪開,逐漸深入人心。

　　多數時候,沒有“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改革。所有走向公平的路,都需要一個起點。

　　歷經多年醞釀與儲備,長沙站在了這個起點上。

【糾錯】

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