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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分類”上門,打通垃圾分類投放最後幾十米
2020-07-13 07:40:41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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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分類”上門,打通垃圾分類投放最後幾十米

  一對父子從廢品回收轉型垃圾分類,深耕垃圾減量卻面臨推廣難題

  “愛分類”的工人在分揀垃圾。受訪者供圖

  為了養家糊口多掙錢,父親徐銘駿32歲時,決定蹬著板車,走街串巷收廢品,參與創建了北京最大的廢品回收市場;為給傳統回收行業“賦能”,兒子徐源鴻32歲時,與父親一起創辦愛分類環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分類”),運用互聯網思維和信息技術做垃圾分類。

  “全鏈條建設,全品類回收,全主體參與”的“愛分類”,在北京昌平區深耕三年多,徐家父子前前後後投入達8000萬元。

  風口之上,“互聯網+垃圾分類”的公司如過江之鯽。“只靠互聯網做不成垃圾分類,應該是垃圾分類+互聯網。”計算機專業碩士畢業的徐源鴻,更看重源頭分類的前端價值,打造回收與資源開發利用深度結合的完整效益鏈。

  “比農村老家還臟亂的環境,生意不可能做長久”

  “回收員騎三輪車上門,將居民裝在定制垃圾袋中的可回收物打包、貼碼,集中到小區服務站,再用封閉式貨車運送到分揀中心。整個過程採用GPS定位係統,實現垃圾分類清運的全程監控。”

  在北京市昌平區北六環外的“愛分類”分揀中心,徐源鴻侃侃而談。言語間,洋溢著他對這種運營模式的自信。

  今年35歲的徐源鴻,自嘲是個“廢二代”。大學時代,父親的營生是他的難言之隱。偶有同學問起來,他只應一句“家裏是做買賣的”,然後趕緊轉換話題。

  1991年,父親徐銘駿從河南信陽老家到北京謀生。短短幾年,他從小工做到包工頭。當時,很多信陽老鄉在北京從事廢品回收。一開始,徐銘駿瞧不上這“窮人才幹的事”。

  可討生活往往顧不得面子。幹建築工程躲不開三角債,到頭來利潤還不如收廢品豐厚。眼見那些説起來不夠體面的老鄉,一個個掙得比自己還多。“跑三輪收貨,一天賣四五百塊錢。”1997年,徐銘駿改行幹起了廢品回收。

  幾年後,頗具經商頭腦的徐銘駿和幾個老鄉湊錢,租下北京北五環外東小口地區的大片荒地,建起100多個簡陋小院。

  “我爸成了二房東。把這些院租給收廢品的老鄉。這個院專門收銅鋁,隔壁院專門收塑料,紙張、木材、輪胎橡膠等都分門別類。”徐源鴻説。

  漸漸地,東小口發展成北京最大的廢品回收市場。據説,這裏全盛時期有3萬多人靠此謀生,廢品分類回收量佔北京的四分之一,年交易額高達數十億元。

  徐銘駿也發家致富,成為市場裏數一數二的“破爛王”。在他口中,這個“廢品王國”還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再生資源集散地”。

  不過,傳統的偏見深入人心。曾有外地領導來東小口調研,看見在廢品堆中玩耍的孩子們,對陪同的徐家父子調侃道:“這些孩子長大了,不就是‘廢二代’麼?”

  每當回憶起這句話,徐源鴻總會提醒自己:“一定要抬起頭,讓這個行業被人看得起。”這份執念深刻影響了他後來的商業抉擇。

  在北京上大學時,徐源鴻向父親灌輸産業升級的理念:廢品回收長期“臟亂污”的落後業態,與一線城市的發展和定位不匹配。

  早在北京奧運會前,徐銘駿就時不時聽到,政府要取締東小口廢品市場的風聲。

  在“愛分類”分揀中心的車間門口,55歲的徐銘駿回憶道:“那時候都露天作業,小車在院裏停一天,不洗根本就沒法開。刮大風的時候,塑料泡沫滿天飛。”

  當年,他也很認可兒子的判斷——這比農村老家還臟亂差的環境,北京遲早得整治,現在的生意做不長久。

  2008年,大學還未畢業的徐源鴻,寫了一份昌平區分揀中心可行性報告,遞交給北京市商委和昌平區政府,提議建設一個國外封閉式的靜脈産業園。

  靜脈産業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學者提出,意為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的行業,如同將含有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臟的靜脈。

  領導稱讚想法很好,但北京寸土寸金,批不了地,一切自然無從談起。

  “不以‘三化’為主的垃圾分類,就是挂羊頭賣狗肉”

  2015年,隨著北京舊城改造,東小口廢品回收市場成為歷史。告別“二房東”的安逸日子,徐銘駿在兒子勸説下,決定轉型做垃圾分類業務。

  父子倆首次實踐在北京南城。“別的企業從政府接單後轉包給我們。我們雇人帶著袖章、拿著鉤子,把垃圾桶裏的廚余垃圾分出來。”在位于中關村科技園昌平園的辦公室,徐源鴻回憶道。

  這個沒有任何技術含量,“躺著掙錢的業務”,高峰時覆蓋居民達20萬戶,但這並不是徐源鴻想要的——過于依賴和甲方的關係;居民沒有真正參與進來;在垃圾桶扒垃圾,先混後分,根本沒有從源頭分類。

  更重要的是,這同自己一心想擺脫的“臟亂污”業態沒什麼兩樣。他曾向甲方提過一些信息化的改進方案,對方不置可否。

  “10塊錢預算,甲方轉給我5塊錢。為了生存,我只能給他做3塊錢的活。我接受不了。讀了這麼多年書,還是要講底線。”徐源鴻説。

  在徐源鴻眼中,不以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為原則的垃圾分類,全是挂羊頭賣狗肉。

  2017年,他和父親徐銘駿回到昌平區,成立“愛分類”,開始踐行自己的垃圾分類理念。

  如今,“愛分類”負責昌平區273個小區的垃圾分類宣傳運營。城北街道城市管理辦公室副主任李元君記得,徐源鴻第一次登門談合作,自己很不屑。

  負責街道環衛工作十余年的他,心裏犯嘀咕:“此前搞過若幹次垃圾分類,沒一次搞起來。這麼多人都失敗了,你就能成功?”

  但“愛分類”的運營模式,卻讓李元君感到一定可行性——公司派專人值守,定點定時引導居民交投垃圾,按各類垃圾的量,給予積分與環保金獎勵。更重要的是,可回收物能做到全鏈條、全品類回收。

  全鏈條是指“愛分類”自購垃圾清運車,自建分揀中心,打通垃圾分類的全部流程——囊括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理,直至再生品交易。

  “少一個環節,就做不好垃圾分類。只有打通産業鏈,向可回收物的資源化利用要效益,企業才能長久。”徐源鴻説。

  他接著對記者道:“這個行業水很深。就拿廢紙來説,你知道可以細分成多少類嗎?收回來的廢紙什麼時候該囤,什麼時候該賣?……只有長期在行業裏摸爬滾打才能明白。”

  全品類則是只要滿足幹凈、無液體、無異味,“愛分類”對可回收物應收盡收。

  採訪中,徐源鴻談起自己對垃圾分類的理解:“重點在宣傳發動,難點在廚余垃圾,亮點在可回收物。現有技術條件下,可回收物再利用是最切實的減量突破口。”

  近年,打著“互聯網+垃圾分類”旗號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涌現。社會上不乏質疑聲:如果只處理可回收物,靠拾荒者不就夠了?

  徐源鴻解釋道,傳統觀念認為,只有將最臟最臭的廚余垃圾循環再利用,才算真正的垃圾分類,而忽略了相關技術尚不成熟的現實。事實上,可回收物的增量,就是生活垃圾的減量。

  在“愛分類”分揀中心,流水線上十多名工人正飛快地將各品類的垃圾,分揀進不同的鐵筐或大塑料袋中。

  車間主任孫國珍的丈夫,是一名回收廢品的個體戶。她指著歸置好的玻璃瓶和食品包裝袋説:“這些東西只有‘愛分類’才收。我愛人不會要,收了賠錢!”

  “個體戶只收紙板箱、塑料瓶、易拉罐、報紙等賣得上價的高價值可回收物。如果誰家有兩張光盤、一張體檢的X光片,還不夠他跑一趟的成本。正常情況下,這些只能當其他垃圾扔掉,最終被填埋或者焚燒。但這些東西,我們都能回收利用,最大程度實現減量。”徐源鴻説。

  2017年底,“愛分類”獲準進入城北街道東關南裏小區試點。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5月27日,兩年半時間,該小區累計收集可回收物21029單,重量288噸。

  “沒有居民方便參與的配套機制,政策再好也沒用”

  “愛分類”收低附加值可回收物,其邏輯是靠規模效益獲取利潤。如徐源鴻所説,一張光盤沒有回收價值,一噸光盤則未必。但要産生規模效益,意味著在一定區域內,有足夠多的用戶參與,能回收足量的可回收物。

  進入東關南裏小區試點之初,“愛分類”公司採取派專人值守,定點定時交投,按量給居民積分獎勵的方法,但居民參與度遠不如預期。

  公司常務副總經理盧迪告訴記者,上班族早出晚歸,常常趕不上投遞時間。一些居民不但不參與,反而偷偷亂扔垃圾。

  2016年,徐源鴻在臺北看跨年演唱會。活動結束後,主持人情緒激昂,號召觀眾不留任何垃圾:“去年我們就做得很好。今天一定也能做到!”

  “唱高調。”看著現場黑壓壓幾千人,徐源鴻有點想看主持人的笑話。

  接下來的一幕,令徐源鴻感慨不已:一隊年輕志願者來到觀眾席前方,舉起“請把垃圾給我”的牌子。現場觀眾,從後到前,將手中的熒光棒、塑料瓶……一個傳一個。散場後,地上果真很幹凈。

  “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一定得有讓居民方便參與的配套機制。不然,政策再好、宣傳得再多也沒用。”徐源鴻説。

  2018年5月18日,“愛分類”改變策略,採取上門回收模式。

  “愛分類”給每位注冊用戶免費發放“可回收物袋”,專門裝可回收物。居民裝滿一袋後,可通過“愛分類”微信公眾號、小程序、400電話等方式,提前一天預約上門回收。

  實名制回收員現場稱重、貼溯源二維碼,並發給居民新的回收袋。居民還能獲得0.8元/公斤環保金作為獎勵。環保金可以在小區超市、菜店以及“愛分類”網上商城使用。

  在這個模式下,居民只需搞清楚哪些東西能回收,哪些不能回收。家裏自備一個廚余垃圾桶,一個其他垃圾桶。大多數時候,不能回收的垃圾,濕垃圾放廚余垃圾桶,幹垃圾放其他垃圾桶,就可以了。

  “垃圾分類一定要化繁為簡。老百姓不參與不行。如果要求太多,搞得大家不願分也不行。分類太細,老百姓記不住,還會打退堂鼓,最後只能催生‘你是哪種垃圾’的網絡段子。”徐源鴻説。

  居民簡單了,但就企業而言,可回收物分得越精細,後端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轉化率就越高,可回收物就更能賣上價錢。對此,徐家父子的方案是,居民簡單分,再由企業精細分。

  “沒有專業知識也分不好,更重要的是,分錯了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原本能回收,也不能要了。”徐源鴻説。

  分得簡單,投放路徑也必須簡單——一鍵預約,就像通知快遞員上門取快遞。

  別小看從家門口到小區垃圾投放點,雖然只有短短幾十米,自從回收員上門服務,居民參與度高了,收到的東西多了,不當投遞少了。當然,這需要利用信息技術,對接用戶和回收員,提高回收員工作效率,盡量降低公司運營成本。

  “這些工作都做好了,老百姓在家裏就參與到垃圾分類中來了。我始終認為,不能把小區的垃圾桶當作垃圾分類的主戰場。”徐源鴻説。

  盧迪告訴記者,自從啟動上門回收業務,以東關南裏小區為例,用戶參與率從30%增長到90%。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春節假期,“愛分類”的回收員沒法進小區。讓徐源鴻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居民收到公司通知後,提著袋子到小區外排隊交投垃圾。

  “有個回收員一天收了1.5噸。還有開著奔馳車出來投遞的。這説明經過一兩年的培養,老百姓養成了習慣。”徐源鴻道。

  他有些興奮地説:“70周年國慶,快遞小哥走過了天安門。説不定80周年的時候,我們的回收員也能亮亮相。”

  讓“愛分類”公司員工振奮的是,2020年5月,北京市出臺了《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類(兩桶一袋)指引》,其中倡導的分類方法與“愛分類”模式非常相像。

  “我們的模式可行要推廣,還需要依靠資本的力量”

  2018年底,當上門回收模式做到第1000單時,“愛分類”公司全員去附近的川菜館吃了一頓。“像到了一個節點,讓我相信自己的模式得到了認可,能走下去。現在公司平均每天2000單,已累計百萬單。”徐源鴻説。

  可創業不會一帆風順。在記者和徐源鴻兩次見面中,他多次提及,2020年5月1日起實施的新修訂《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未提及企業第三方的作用。

  按條例規定,城市居民生活區由物業管理單位主責。專業公司地位作用不明確,讓一些地方猶疑是否需要引入第三方。

  “垃圾分類作為一項有科技含量的係統工程,應該是政府主導、物業主責、企業專業化運營、全民參與,各司其職從而形成長效機制的。這就是‘愛分類’秉持的‘全主體參與’理念。”徐源鴻説。

  “很多人還有刻板印象,依靠社區工作人員發動群眾,搞一兩次大會戰,堅持三五個月,垃圾分類就能成功。”城北街道一名工作人員説,“但真做過的就知道,想只通過行政命令改變老百姓的生活習慣,不現實。”

  在採訪中,徐銘駿提起兒子讚不絕口:“垃圾分類,還得年輕人做。他比我有想法,懂計算機,光靠我肯定做不了。”

  但去年秋天,他忍不住對兒子發了通脾氣。為了輔佐徐源鴻,徐銘駿一年365天幾乎都待在位置偏僻的分揀中心。

  “有時候,我也想,如果不像現在這麼做垃圾分類,我早退休去全世界旅遊了。人投進去了,錢投進去了,虧不虧?”徐銘駿説。

  他指著車間裏一條能自動篩選可回收物的生産線説:“光是研發它,就花了上千萬元。”企業更大的壓力來自資金。因為貸款不易,徐銘駿抵押了一套房子。

  城北街道辦事處主任明佔學感慨,徐家父子把垃圾減量做到了實處。

  但目前國內絕大多數地方,並沒有對垃圾分類提出具體的減量指標,也並未對低值可回收物提供補貼。

  徐源鴻對減量的極致要求,無疑讓公司的運營背負較大壓力。按人工成本、運輸成本和0.8元/公斤的獎勵金標準,“愛分類”每收一噸玻璃就賠600元。

  “現在平均每天收4噸玻璃,光這一項每天就要賠2400元。”徐銘駿説。按徐源鴻的想法,等居民分類習慣養成後,再逐步取消對玻璃品的獎勵金。

  目前,“愛分類”公司的收入,一部分是可回收物資源利用帶來的利潤,一部分是政府補貼,還有一部分是面向機關企事業單位的B端業務。

  2019年,“愛分類”公司終于實現收支平衡。徐家父子認為,隨著業務擴張,再生資源利用的利潤越來越多,對政府補貼的依賴將逐步減少。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對垃圾分類行業造成了不小衝擊。

  5月29日,記者第二次採訪徐源鴻時,他正考慮是否降低給居民的物質激勵。降補貼會不會失去用戶黏性?會不會降低政府對公司的信任?這絕非容易的決定。

  獎勵標準是兩年前他們團隊測算的結果。這個標準在居民中已形成一定認知。

  “受疫情影響,資源後端的價格掉了一半。0.8元的標準,在當時可以承受,現在的壓力就很大了。”徐源鴻説。

  目前“愛分類”在昌平之外,拓展了加盟合作模式。新開展業務的地區,不再對玻璃制品發補貼,“但回收員上門時,可以幫忙帶走”。

  不過,靠B端業務實現收支平衡的現狀,難免限制了公司擴張速度。

  當記者問起未來有沒有可能考慮賣掉公司,父子兩代人的答案大相徑庭。

  在分揀中心的辦公室,徐銘駿往沙發上靠了靠,擺了擺手道:“不會。投入了這麼多,去年能做到持平。説明我們這條路走通了,已經看到希望了。”

  徐源鴻則不拒絕這個選項。他説:“從0到1,從1到10,驗證了我們的模式是可行的,但想從10做到100,必須依靠資本的力量。”(記者李坤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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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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