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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時代如何善待“慢行者”
2020-10-26 08:21:34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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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用心是好的,客觀上難做到

  劉夢妮:數字時代,有人呼吁應該等一等跟不上腳步的老年人。您讚同這種説法嗎?

  邱澤奇:讚同也不讚同。數字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需要惠及絕大部分人口,實現數字紅利的普惠。但部分老年人所面臨的困境,不是一個“等”字可以解決的。應該拿出更加積極、有效的方案,比如研發更具包容性的技術産品。

  張耀軍:數字時代的發展,不會因為有人跟不上就慢下來。“等一等”用心是好的,但客觀上做不到。只能通過社會重視,採取行動幫助老年人,縮小其自身和社會發展之間的數字鴻溝。

  王晶:無論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其實都需要適應數字化帶來的改變。如果停下來“等一等”某個群體,整個社會都會不同程度受到影響。只能反過來,想想怎麼輔助這部分人群,去更好地適應變化,使之不被時代落下。

  譚津龍:從發展的角度看,科技進步不會“等待”,反而有可能“淘汰”老年人。但是,從社會進步的角度而言,技術革新應當關愛老年人,“帶”上老年人。所以,我讚同數字時代應該等一等老年人的説法。

  黃如一:新冠疫情期間,很多人依靠網絡購買生活用品,足不出戶也能正常生活。但那些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和網絡的老年人,生活卻受到極大影響。技術進步的結果不該是這樣。

  劉夢妮:如果數字時代很難停下來“等”老人,老年人應該做點什麼?

  張耀軍:老年人能主動學習當然最好了,有一個詞叫“積極的老齡化”,就是老年人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向前走,不被社會拋下。但我們也應清楚認識到,老年人學習使用數字産品,確實是挑戰。

  王晶:老年人身體機能下降,有可能對他們接觸和學習最新技術産生障礙。在這個過程中,完全靠老人自身加強學習,數字鴻溝仍然難以彌合。

  何兵:不能逼老年人學習,有的老人上了年紀,手腳沒那麼靈活,腦子反應也不快。這不是學不學的問題,是學不了。我們不能強人所難。

  只要想解決,可用的技術方案非常多

  劉夢妮:如何縮小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呢?

  王晶:我們關注數字鴻溝,一是要注意基礎設施造成的差異。一線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在上網設施上就有差異。偏遠地區的老人,可能還要面對沒有網絡的問題。其次是技能問題,也就是個人使用上網設施的能力。

  另外,目前商家更願意開發年輕人需要的産品和服務,畢竟老年人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都弱于年輕人。很多數字化産品,對老人來説沒有價值,也用不上,這也是老年人逐漸被排斥在數字時代之外的一大原因。所以要縮小數字鴻溝,需要從上述三方面入手進行改變。

  邱澤奇: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來縮小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一是技術本身的迭代和更新。以健康碼為例,在技術上其實有多種解決方案。比如乘火車時,可以運用數字身份證技術,將沒有智能手機的老年人的健康碼信息,通過售票係統轉換為數字憑證打印在乘車憑證上。總之,只要想解決,可用的技術方案非常多。

  二是用公共政策來解決技術帶來的問題。任何一項技術的迭代,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成本。一些情況下,為了惠及後10%的用戶,可能要投入研發總支出的50%。技術普惠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要對企業的研發投入給予恰當回報。

  政府也可以自己制定産品標準,提高産品覆蓋面。企業通過滿足這些標準,實現産品被更多老年人接受和使用。這兩者缺一不可,例如盲道原來並非道路的合規性要求,現在通過政府規定,大城市的主要道路都有盲道了。

  張耀軍:向老年人普及數字産品,各個層面都可以大顯身手,社區可以進行培訓,社團可以舉辦活動。企業也要生産研發適老産品,並幫助老人學習以適應他們的産品。

  最難克服數字鴻溝的,是偏遠鄉村的老年人

  劉夢妮:老人在數字時代的困境,是技術發展的必然嗎?

  邱澤奇:技術進步總是會落下一部分群體,不一定是老齡群體。這是由技術的專用性帶來的。任何旨在提高效率的技術,都會排斥一部分人。在數字社會,真正被落下的不是老年人,而是低數字素養的人。無非是在這部分人群中,老年人比例略高而已。

  黃如一:我不認為目前老年人遇到的困難是技術進步造成的,而是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人,在將科技投入社會應用時,沒有充分考慮到不同人群的具體需求。

  就我自己的專業而言,在進行醫療開發實驗設計時,導師説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關注你的病人,而不要被技術本身所迷惑。”研發者會努力將技術本身推向高精尖,然而將技術轉化為實際應用的人,所關注的不應只是“如何用上最新、最尖端的科技成果”,更應該是“如何將滿足不同用戶需求的科技成果,恰當地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無論技術本身多麼高精尖,漠視甚至放棄那些難以跟上節奏的弱勢群體,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技進步。

  張耀軍:説到老人在數字時代的困境,最難的,其實是生活在偏遠鄉村的老年人。他們與數字社會之間的鴻溝最難彌合,改善也相對更慢。

  城市老年人,對數字社會總體適應得還是比較快。城市裏基礎設施比較全,平時接觸數字化場景的機會也比較多,人在環境中,能通過觀察別人的行為而學習。而在偏遠農村地區,有的地方甚至連網絡都沒有,何談使用。偏遠地區與城市之間的數字鴻溝,有時候甚至比代際的數字鴻溝還要大。

  劉夢妮:在別的國家,老人是否面臨同樣的困境?

  張耀軍:實際上,發達國家比如歐美、日本、韓國,也有相似的問題。歸納起來的解決辦法,無非是靠家庭、政府導向、社會支持、企業研發適老産品等,基本上都要走這樣的路。

  譚津龍:在歐美國家,老年人在數字時代的困境和我們國家一樣,部分國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以美國為例,普通民眾所受的教育並不比中國好。相當多的美國老年人,對信息時代的適應能力是比較差的,有些老年人還拒絕使用智能手機。

  暫時不宜把技術性問題上升到法律層次

  劉夢妮:目前,有的醫院只接受網上挂號;部分機場、火車站拒絕沒有健康碼的人進入;還有一些公園、圖書館,也要提前網上預約才能進入……這些規定給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人帶來不便。我們能否通過立法規避這些現象?

  邱澤奇:我認為暫時不宜把技術性和場景性問題上升到法律層次。解決這些問題,在法律層面確實可以做工作,但最好先運用好技術工具來解決。

  如果一開始就“動用”法律,可能會束縛技術創新和場景應用創新,反而帶來更多問題。

  譚津龍:針對這麼細節的事情進行立法也不太容易,但可以把技術進步與老年人權益保障作為政策寫進去,然後由各級政府落實、細化,保障不會網上預約、不能提供健康碼的老年人的基本權利。

  張耀軍:政府首先要重視這個問題,要向全社會提倡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通過立法,與法律框架下的強制有機結合起來,這樣醫院、機場、火車站等機構,會更加考慮到老年人的需求,通過人工窗口、人工輔助等救濟方式加以解決。

  何兵:醫院、火車站等公共服務機構,有些規則建立在人人都使用智能手機的前提下。這些部門要有服務精神,不能只圖自己方便。

  此外,有些機構帶有壟斷性質,目前很難通過市場機制規避這些現象,只能通過決策機制來解決。例如鐵道部、衛計委等部門,可以制定規章,要求必須有人工通道、提供人工服務。

  其實,醫院網上挂號推行後,號確實好挂一些了,基本上解決了前些年票販子的問題,現在需要的是要考慮到更多群體的訴求。

  王晶:目前,很多公共場所需要在線預約,或者需要健康碼,應該是疫情之下的臨時舉措。隨著疫情好轉,這些問題應該也會相應緩解。特殊時期很多服務都是非常態化的,不要急于對這些公共服務部門的服務下結論,需要看看他們未來打算怎麼做。

  張耀軍:老人學會使用智能手機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線支付需要綁定銀行卡。現在網絡詐騙、偷盜很普遍,老人會更擔心被盜刷或被騙。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他們對數字産品的嘗試和使用。因此在網絡安全上,國家需進一步立法,加強管理,保障網絡安全。

  要考慮到子女本身無法幫助父母的情況

  劉夢妮:讓老年人融入數字化生活,更多是子女的責任還是社會的責任?

  王晶:跟西方國家不一樣,中國養老還是以家庭為主。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老年人使用網絡的技能是子女教會的。這是一個反哺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學所説的文化反哺。小時候是父母教孩子做事,老了之後跟子女學習怎麼使用先進技術。

  有些老年人學不會智能手機,怎麼辦呢?他可以向子女反映訴求,比如需要打車、叫外賣、在線預約挂號等。老年人自己完成不了,子女可以幫他們完成,這就是代理消費。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滿足老年人的服務需求。

  張耀軍:子女和社會都有責任。父母為培育子女付出了時間精力,子女應該主動耐心地去幫助父母,讓他們融入數字化社會。這樣他們的生活更方便,整個人也更自信,交往面也會更廣。

  社會也是有責任的,特別是對于那些沒有孩子的家庭,政府更應該給予充分的支持與溫暖。

  譚津龍:子女對老人融入數字化生活肯定有責任,但也必須考慮幾點:第一,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不同城市的;第二,子女先于父母過世的;第三,子女因為經濟或其他方面能力欠缺等原因,沒辦法幫助父母的。這些情況下,子女的作用遠不能代替社會和政府。

  劉夢妮:社會可以採取哪些具體措施幫助老人?

  譚津龍:對于集體學習有困難的老人,要安排專門的工作人員,一對一幫助他們。這可以是義工、志願者,還可以是政府補貼的商業模式。其實,在老年社會,信息化和數字化也有很大的商機。比如,可不可以在社區做一臺便攜設備,只要社區裏的老年人拿出一張身份證,就能檢測到他近期有沒有去過疫情嚴重的地方,能否為他提供專門的健康碼,或者預約某個醫院的號、某個銀行的取款業務等等。在信息化和數字化時代,這些都不是問題,所需要的僅僅是商機和消費需求。

  推出産品服務時,應該考慮老人的接受程度

  劉夢妮:政府在信息化和數字政務建設過程中,應如何考慮老年人的需求?

  張耀軍:能夠未雨綢繆是最好的。政府部門每推出一項在線服務産品,特別是老年人會用到的,都應該考慮他們的接受程度。如果老年人學習、使用、掌握這種産品的難度很大,就證明服務産品本身還有創新空間。

  邱澤奇:除了之前提到的技術解決方案和公共政策解決方案,政府在公共服務的實施中,也有很多契機為低數字素養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務。

  最近,無錫市在車站提供專門通道的舉措,便收獲了社會讚譽。在很多具體場景,政府都可以進行類似的服務創新和治理創新,以提高公共服務的覆蓋面。

  何兵:政府的數字化建設,確實方便了很多人,很多事情在網上就可以辦了。但也需要考慮到那些不會上網的人,這其實並不麻煩,繼續為這部分人提供人力幫助即可。

  譚津龍:政府在信息化和數字政務建設過程中,必須考慮到老年人的生活必需,換句話説,要考慮老年人的生存權,這是一項基本權利。今天老年人遇到的困難,也會是明天我們這代人可能面臨的問題。

  劉夢妮:通過全社會的努力,代際數字鴻溝有希望縮小嗎?

  譚津龍:如果技術革新的速度,超過老年人接受新技術的速度,數字鴻溝還會持續擴大。從當前科技發展的趨勢來看,代際數字鴻溝只會擴大,不會縮小。

  即便全社會共同努力,不管是培訓,還是專門研發適合老年人的産品,也只能説是讓老年人能夠適應數字社會。但這些行為,從本質上講,不是在縮小代際數字鴻溝。

  張耀軍:我認為可以縮小。一方面人有主觀能動性,大部分老年人,通過社會和家庭的幫助,再加上社交和生活的需要,還是能慢慢掌握一些數字産品的。而一旦學會一些基本功能,比如使用微信,老人會更有信心,這會激發他們學習更多的功能。

  另一方面,數字産品也會慢慢走向人性化、簡單化、便利化,逐漸適合老年人操作。兩方面共同努力,能慢慢縮小鴻溝。

  王晶:正在變老的老年人本身,從四十年代出生的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數字能力是逐漸變強的,數字鴻溝在整個過程中,肯定會越來越小。

  邱澤奇:對數字社會的適應,年齡的確是一個因素,但藏在年齡這個表面因素下的,是數字素養。老年人通過學習,提高自身的數字素養,跟年輕人這些數字原住民相比,他們的表現不會有大的不同。因此,代際數字鴻溝還是有希望縮小的。

【糾錯】 責任編輯: 薛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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