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戰“疫”，今年的“5.12”國際護士節意義非比尋常。據國家衛健委統計，全國累計派出42322名醫務人員前往湖北支援抗“疫”，其中護士有28679人。新華網《有話》國際護士節特輯採訪了4位援鄂醫療隊護士，講述她們這段逆行而上的勇敢經歷。今天，請不要吝嗇我們的祝福，傾聽她們的心聲，由衷地向白衣天使們致敬！

　　正月初二，醫院號召大家報名支援湖北，謝軍俊立刻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她給出的理由特別簡單，“既然自己是學醫的，就應該盡自己的一份力。”

　　正月十六淩晨兩點的一通緊急電話，成為謝軍俊此次征程的起點。電話那端告訴她早上六點要去醫院集合，向武漢出發。她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淩晨兩點之後家人們都醒過來幫我收拾行李，我們這裏不是有句俗語‘開工餃子下馬面’嘛，我媽五點鐘就開始準備給我包餃子。”這並不是一頓家常飯，在遠行之前，母親手中的餃子在無聲地傳達著父母親人對謝軍俊平安歸來的祝願。

　　在武漢的方艙醫院裏，一個個行走的白色防護服成為與死神賽跑的寫照。但是防護服裏的醫護人員，卻肩負著巨大的考驗。謝軍俊説：“因為之前從來沒有穿著防護服工作過，體力消耗其實很大。我們在艙裏穿著防護服的工作時間是六個小時，期間不可以吃東西喝水，也不能去廁所，加上來回上班的時間，接近十個小時了。”她也害怕上班的時候萬一上廁所，所以會提前穿好尿布濕，目的就是在醫療資源緊缺的時期，能夠省下一套防護服，去拯救更多的生命。

　　雖然防護服遮住了醫護人員的面容，但是愛從不會被掩蓋，病人們的關心愛護成為謝軍俊勇敢堅持的動力。“病人們對我們很好。每次我們給病人測完體溫，或者是給他們做完任何一項治療以後，好多病人都會主動地跟我們説一聲：‘謝謝你們，你們真是辛苦了。’”謝軍俊想到這兒，笑著説：“當聽到那種話以後，覺得自己真的是渾身都充滿了力量。”

　　從起初方艙醫院滿滿當當的二百余病人，到病人逐一走出醫院，以及最終休艙結局的到來，謝軍俊見證了充滿希望的整個過程。她的使命暫時告一段落，迎來了回家的日子。“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下了車以後抱抱自己的孩子，抱抱自己的父母。”回想起這次擁抱的感覺，謝軍俊説，“感覺是過了這麼長時間了，終于平安地回來了。一個是激動，一個是想念吧。”

　　謝軍俊還分享了一份來自孩子的特殊禮物，在三八婦女節的時候，她六歲的小女兒畫了一幅畫。女兒對她説：“媽媽，我畫的是你們打敗病毒了，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謝軍俊説：“我真的是特別感動，雖然説孩子小，但是她認為病毒被打敗了，媽媽可能就要回來了。”

　　“對我們來説，在我們職業生涯中這真的是一次難忘的經歷。”謝軍俊這樣評價此次抗疫歷程，她認為“在需要我們去的時候，如果自己不去的話，肯定會後悔的。因為我們是學醫的，我們的職責也是救死扶傷，一個是自己的責任，再一個也應該為國家盡這一份義務。”

　　2月9日的淩晨2:30，護士石慧娟接到電話，4個半小時之後她將作為山西第4批醫療隊中的一員，飛往湖北。這時候，她的父母還不知道她早就報名了援鄂醫療隊；而石慧娟自己也不知道飛機的目的地正是疫情的中心——武漢。

　　進入方艙醫院前石慧娟也是緊張的，她對最壞的情況早有心理準備。“感染之後變成重症患者，真的是有可能……就消失在湖北了吧。”不過忙碌的醫護工作讓石慧娟無暇多慮，她和另外2名“戰友”，要負責方艙醫院裏52名新冠肺炎病人的救治。

　　令她意外的是，高強度、高風險的工作中也有許多溫情和感動。有一位70歲的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加重，呼吸困難，石慧娟給他做了吸氧，但是詢問他有沒有心慌等其他方面症狀的時候，二人的溝通出現了障礙，石慧娟聽不懂老先生的武漢方言。看到老人説話越來越吃力，石慧娟很焦急。“我來幫你，我來幫你翻譯。”這時候，臨床的一位患者説道。還有一位20多歲的肺炎患者，在石慧娟發飯或者發水果時，總愛問他們：“需要幫忙嗎？有沒有其他需要我幫忙的？”

　　石慧娟很感動，也很受鼓舞。他們都是新冠肺炎的患者，對病毒都充滿了恐懼，每一個人都需要安撫，但這時候，有很多人認為“雖然我是患者，但我依然願意去幫助別人，我覺得我現在還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千人同心可得千人之力，每一個人，包括患者本人，都在用適合他自己的方式來抗擊肺炎，那種眾志成城、團結一致的力量，很震撼心靈。

　　在方艙醫院的日子裏，每次媽媽打來視頻電話，石慧娟都等她挂掉後再打語音電話回去，“我在監護室上班，不方便給你視頻。”就這樣，她瞞了父母四十多天——她不敢讓有高血壓的父母，尤其是腦出血後遺症患者的爸爸知道她在疫情最嚴峻的武漢，為她的安危提心吊膽，徹夜地擔憂。

　　在我國新冠肺炎取得了階段性勝利的時候，方艙醫院要休艙了——安全了！石慧娟終于在電話中告訴了媽媽她的戰鬥，希望她因為有這樣的女兒而驕傲。她後來知道，媽媽在挂了電話以後失聲痛哭。回到家鄉臨汾以後，石慧娟在酒店接受隔離。幾天後，她的媽媽突然來了電話，説快到酒店了。石慧娟勸阻她，説自己沒有解除醫學觀察，不能和親人見面。媽媽説：“我能遠遠地看一眼嗎？”十幾分鐘後，媽媽和妹妹站在了酒店花池的外面，石慧娟站在裏面——她們隔空招了招手，算是在生死考驗後初見了。

　　石慧娟説，“這次報名去湖北支援，我沒有遺憾。這是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認為它是一件多麼苦的事情。我希望結果是好的，我為之而努力了。”

　　大年三十那天，看到工作群裏的動員消息後，員麗毫不猶豫地主動報名去支援湖北。大年初二早上6:00，在父母渾然不知的情況下，員麗收拾好行李出發了。對于員麗來説，不告知父母是違背孝心，但是援助湖北更是源于心中那份無法放下的責任。父母通過微信朋友圈看到員麗支援湖北的消息後立馬打電話詢問，員麗卻遲遲不敢按下接聽鍵：“我媽看到了之後就給我打電話，我就不接，我不敢接。”而在員麗他們的隊伍裏，這不是個例，甚至一半以上的醫護人員都是瞞著父母，義無反顧地加入到了抗疫前線。

　　“母親對孩子的那種情感，可能別的人是沒有辦法體會到的。”員麗是一個女兒的同時也是一位母親。當員麗報名之後，她的女兒對她説：“媽媽你怎麼還不走，你快去幫助他們。”可能對于一個八九歲的孩子而言，她並不明白這趟“旅途”有著多大的危險，員麗平安回家的時候，女兒連發了兩條抖音：“我媽媽終于回來了”、“我媽媽太不容易了。”孩子，等你長大後，你一定會明白你媽媽的這次支援前線的意義。

　　“害怕自己有問題，甚至我們有時候也會懷疑自己有問題，這個是沒有辦法不去懷疑的。”員麗説她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她從湖北回來的歡迎會上，母親從背後一把抱住她時，她的本能反應卻是一把將母親推開，因為她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是安全的。“推開之後第一反應是後悔，可能作為父母、其他人不太理解我的這個舉動。”14天醫學觀察結束後，員麗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母親補上了一個大大的擁抱。“當時我媽已經哭成淚人了，抱著我説孩子受苦了，可算平安地回來了。”

　　“我沒有覺得這是一件多麼值得炫耀，值得去被標榜的事情，不要叫我英雄之類的。”這次的平安歸來，員麗所在的醫療團隊無一例感染病例。所支援地區的新增病例也很快清零，但她心裏卻五味雜陳。“我不希望別人叫我英雄，我覺得這個光環太大了，因為我覺得什麼鮮花、掌聲都會歸于平淡，我會回到一個正常的生活當中去，所以我不希望被過多標榜，我也沒有把自己當成英雄，我回來之後還是要盡到一個護士的責任，一個管理者的責任，我會更加地、努力地去履行我的職責。”

　　在大年初二報名的時候，12歲的孩子對申麗説：“我不讓你報，媽媽會有生命危險的。”申麗説：“可是不報，我會後悔在被需要的時候沒有挺身而出。”

　　到達武漢後，有18年臨床一線經歷的申麗第一次戴三層醫護手套給病人抽血、測血糖，防護服也要穿三層。一般8:30的早班，他們6:20就從酒店出發去往醫院，在路上她會吃塊巧克力或者壓縮餅幹，不敢多喝水。在防護服裏穿著紙尿褲不算什麼——為了避免去衛生間産生防護服的穿脫消耗，大家從一開始就是如此。

　　但最難受的是防護服十分悶熱壓抑，本身穿上它就會缺氧，而護士們需要不停走動，不停説話，更是加劇缺氧的症狀。申麗説，大家經常會感到噁心，感到胃裏的東西在往上反。可是又不能吐。“我們後來都開玩笑了：反上來以後，咽下去，繼續把班上完。”申麗的鼻梁很高，而護目鏡的型號是一樣的，每次一上完班鼻子就壓破了，現在申麗的鼻梁處還有一個傷痕。

　　忙的時候也會連著上兩三個班次：早上8:30上到晚上8:30是一個班次，晚上8:30上到第二天早上8:30是一個班次。本來班次是不會連著排的，但是因為上班的過程中會有人暈倒，所以會安排備班的。備班是有一個人或兩個人，但如果同時有病人發生意外情況或者病人太多，那就需要加班了。

　　第二天要上早班，申麗前一個晚上就容易睡不著覺，她會吃點鎮定類的藥，然後幫助睡眠。除了在醫院護理病人的班次，申麗還有另外的任務。因為特殊時期她們的駐地是沒有任何工作人員的，所以護士們還要輪流負責駐地的其他工作。例如，酒店前臺進行接待、15層樓的所有區域的衛生、垃圾清理、飯菜的運送、給進艙的人員發物資、整理物資，在帳篷裏上夜班、給出艙的人員消毒……下了“前線”的班，還需要值“後勤”的班，申麗説：“基本上沒有什麼休息。”

　　“因為我們走的時候就已經做好吃苦的準備了，吃苦受累去。”生理上的壓力和辛苦都被申麗輕描淡寫地掠過，而她唯一一次熱淚盈眶，是聽到了一位病人説：“你不要離我太近，我身上有病毒。你們不遠千裏來幫助我們，希望你們都能平安回家。”聽到這樣的話，吃苦、受傷都不掉淚的申麗流淚了，但是她拼命忍耐，告訴自己穿著防護服、戴著眼鏡不能哭。

　　3月18號武漢新增清零了。和酒店的心理輔導師聊過一次天的申麗説，這個消息才是最好的一個“治療”，“瞬間心裏馬上就輕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