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仇和現象”引起了熱議。所謂“仇和現象”，簡言之就是指“最富爭議市委書記”仇和仕途上連續“三級跳”，從江蘇省宿遷市委書記，到江蘇省副省長，再到昆明市委書記。對于仇和受重用，讚揚之聲此起彼伏，批評聲也不絕于耳。仇和工作作風的突出特點，是雷厲風行，一絲不茍，不循規蹈矩，為老百姓辦事急切，對幹部要求嚴格，批評嚴厲，有時使人下不了臺。于是，仇和就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而這樣的人物居然得到了重用，于是又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事件。這就是“仇和現象”的一個實質。
在我看來，“仇和現象”引起熱議是件好事，因為它能夠促使我們對目前的幹部人事制度進行認真反思：我們的改革事業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幹部？
長期以來，在一些“有經驗”的領導幹部中形成了許多晉升的“潛規則”。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與領導“保持一致”。不管你怎麼說，任何領導都喜歡聽話的幹部，所以，要想晉升，必須得與領導“保持一致”，領導表態之後，不但不能提不同意見，而且也不能表現出比領導高明。二是不求優秀，但求“完美”。有些幹部，工作中躲避風險，不求搞出什麼名堂，不求優秀，但求千萬別出差錯，追求所謂“完美”。三是做“好好先生”，獲得下級和同事的“好感”，為此，經常放下“批評的武器”，“表揚和自我表揚相結合”，營造一派和平景象，于是，上下關係良好，“仕途”就一路暢通了！凡此種種，已是某些人快速晉升的“成功經驗”了。但是，我國30年改革實踐證明，這些“潛規則”恰恰是我們的災難之所在。
那麼，我們的改革事業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幹部呢？一言以蔽之曰：需要有智慧的闖將！仇和就是這樣的闖將。他們並不是完人，但是，他們有思想、有耐性、有事業心，能夠開創新局面；他們往往得不到一律的讚揚，但是，他們有個性、有膽識、有闖勁，為政一方，成績卓著，實實在在為老百姓謀得了利益；他們的舉措有的時候得不到有些領導人的理解，甚至得罪了一些人，常常是由于他們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敢于突破舊框框，大刀闊斧地改革有害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弊政，打擊了既得利益者，而給老百姓帶來了實在的好處，如此等等。他們在工作中往往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事實證明，他們是真正忠實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社會主義改革需要仇和這樣的幹部。這是我“仇和現象”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當然，在科學評價“仇和現象”的過程中，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實際的歷史過程充滿了各種各樣矛盾、會出現各種各樣曲折的復雜過程，甚至有時會發生暫時的倒退。這其中，某些代表人物的命運，也會由于某種偶然因素而產生悲劇結局。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已經這樣教導我們了。同時，30年的改革實踐越來越明確地昭示我們，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本出路，是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解放思想，積極創新，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種制度。鄧小平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說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所以，在對“仇和現象”進行再認識的時候，我們還應該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改革的成功，需要仇和式的闖將，但是，更需要制度創新。正如有的學者指出：仇和的受重用折射出一種積極的用人導向：寧用敢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爭議”幹部，也不用“寧肯少幹事，甚至不幹事、千萬別出事”四平八穩的“誤事”幹部。它是對那種不做事不犯錯沒有爭議便可穩穩當當向上熬的用人規則的一個局部顛覆。
制度創新的核心問題，就是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而這其中的本質要求就是如何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仇和式的幹部與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結合，才是社會主義改革成功的最大保證。（宋惠昌/中央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