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湖南頻道電（記者丁文傑　常德日報記者劉雅玲 金林鵬 ） ６０年前的一個冬天，湘西北洞庭湖區美麗富饒的常德城上空大霧瀰漫，一架日軍輕型飛機突然飛臨，城內立即響起了刺耳的警報聲，老百姓紛紛扶老攜幼，慌亂地四處逃散。出人意料的是，這架飛機並沒有象往常一樣投擲炸彈，而是撒下了一些破布、爛棉花、谷麥、黃豆等。
　　然而，災難就這樣降臨到常德人的頭上。１１月１２日，也就是這架飛機離去的第８天，家住在關廟街的１２歲女孩蔡桃兒突然高燒，送到城內廣德醫院急救，當時的譚學華院長和汪正宇檢驗師確診為鼠疫，１３日上午，小蔡心力衰竭，悲慘死去。

　　蔡玉珍，女，２７歲，家住常青街，１１日發燒，１３日死亡。緊接着第三例、第四例、第五例......常德城暴死者越來越多，東家剛發喪，西家又哭靈，全城談鼠疫色變，陷入一片死亡恐怖的籠罩之中。１１月２４日，中國紅十字總會檢驗學組主任、細菌專家陳文貴奉命前來調查，通過對死者解剖化驗，最後作出權威結論：１１月４日日機投擲鼠疫蚤，導致常德鼠疫流行。

　　幾十年以後，當時日本７３１部隊大本營參謀部作戰科科員井本雄男的２３冊戰時日記被發現，其中清楚地記載着：“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４日，７３１部隊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操縱九七式輕型轟炸機５點３０分從江南南昌機場起飛，６點３０分到達常德，從常德上空不到１０００米的高度空投帶鼠疫的跳蚤３６公斤。同時投入的還有保護跳蚤的棉花、穀物等。投放時有一側撒布器開蓋不充分，只好將整個容器連籠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整整６０個春秋過去了，然而，６７歲的受害者家屬何英珍依然清楚地記得“飛機象大鳥一樣地過來，叫得好害怕”，兩鬢斑白的徐萬智“經常從夢中驚醒，呼吸急促”，那場災難並沒有和歲月一起流逝。１９９７年受害者家屬把日本政府推向法庭被告席的時候，上萬名受害者已經長眠半個多世紀了，或許可以告慰的是，他們的親人終於可以聲討、譴責、控訴、憤怒，然而這場官司註定又是那麼的漫長而又艱難。
　　　　　　　　　　　
　　　　　　　　　　　　　　　“我的陳述意見”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３日下午３點，日本東京地方法院３號法庭，一名叫李安谷的常德受害者家屬做了如下陳述。而這樣血淋淋的悲慘故事在常德有１萬多個。　　　　

　　我叫李安谷，今年６５歲，是侵華日軍７３１部隊細菌戰受害者遺屬，原告代表。現住在中國湖南省桃源縣馬宗嶺鄉吉安灣村。

　　我沒有多少文化，因為家裏窮，無錢供我唸書。我家窮困的直接原因是日本７３１部隊在常德撒播鼠疫細菌，親人慘死，幸福和睦的大家庭從此衰敗，淪為赤貧。

　　那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侵華日軍７３１部隊在中國湖南常德城撒播了鼠疫細菌，鼠疫首先在常德城流行。１９４２年５月６日，我爺爺李佑生從桃源李家灣去常德做豬生意，染上了鼠疫，回到家中便頭痛發燒，時冷時熱，腹股溝淋巴結腫脹疼痛，一家人慌了神，不知他的了什麼怪病，四處去抓藥，可是不久爺爺病情加劇，全身出現紫色斑塊，嘴裏吐着血沫，在５月１０日悲慘死去。

　　我們一家人抱着爺爺哭成一團，這時候都不知道爺爺是個肺鼠疫患者，死時吐出的血沫中帶有鼠疫細菌，一場毀滅性的災難開始降臨到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

　　就在為我爺爺出葬的時候，我們伯爺爺李耀金一頭栽在地下。喪夫抬出去一個死了的爺爺，又抬回一個半死的伯爺爺，伯爺爺與爺爺的症狀一模一樣，由低燒轉為高燒，病危時全身青紫，口裏吐血沫。５月１３日發病，１５日凌晨就死了。

　　伯爺爺剛死，誦經的道士還在唸經，５月１９日我的奶奶又死了，我奶奶剛穿好壽衣，我的伯奶奶朱菊英和她的兒子—，我的叔伯伯父李中桃在５月２０日同一天死去。５月２１日一天內我家又有４位親人悲慘死去：

　　我大叔叔李新階，我小叔叔李惠階，我的姑媽李春香，我堂叔李元成。

　　隨後死亡的是：我的叔伯姑母李月英，嬸娘覃鳳仙（李新階之妻），堂叔姑曾祖母李福英（李耀金的姑媽），叔伯姑祖母李玉姑（李耀金的姐姐），堂叔李宗運，親翁祖母胡月英（姑媽李春香的婆婆），叔父李惠階的好友向國恒。

　　半個月內我家族共１５人外加向國恒都因感染鼠疫死去。那時李家灣天天哭喪，後來，常德防疫處派來醫療隊，經過疫情檢驗和鑒定，我們才知道是我爺爺從常德帶回了鼠疫細菌葬送了我一家族１５口的生命。

　　侵華日軍７３１部隊實施的鼠疫細菌戰，害得我們家破人亡，我的兩個叔叔嬸嬸死後，兩個不滿周歲的兒子李安清、李安儒成了孤兒，向國恒死後不滿周歲的幼女成了孤兒，生活無依無靠，只得由親戚撫養。侵華日軍對我家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家世世代代都不會忘記，所有受害的中國家庭子子孫孫都不會忘記。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人民翻身了，再也不受別人的欺侮了，我們的祖國正日益繁榮昌盛，今天我們有能力面對過去的侵略者，有能力向他們討還歷史的血債了，我在這裡向法官、陪審團陳述我家的悲慘歷史，就是要日本政府承認細菌戰的罪惡事實，還歷史的公道和正義。

　　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善良的民族，我們願意和日本人民長期友好，和平共處。我們和日本人民中愛好和平的人士團結在一起長期努力，為的就是讓所有的中國和日本家庭不再發生象我這樣的悲劇。在這裡我要感謝日本搞清歷史真相調查委員會，感謝他們長期研究調查日軍細菌戰歷史，我感謝日本所有主持公道的律師朋友，感謝他們仗義直言，為維護歷史公正所做的一切工作。

　　今天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承認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犯罪歷史事實，並要求日本政府承擔犯罪責任，向中國受害者進行公開的謝罪和賠償。

　　我衷心地希望日本法官們，憑着良心和正義，對７３１部隊細菌戰一案作出公正的判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省桃源縣馬宗嶺鄉吉安灣村村民　李安谷

　　　　　　　　　　　　　一個７３１老兵的懺悔

　　今年８月３日至５日，細菌戰原告團辯護團在杭州西子湖畔召開了一次會議，一份由辯護律師代表簽名的《抗議聲明》發到了每個與會者手中。來自湖南常德、浙江義烏、江山、衢州、寧波等地的原告操着各自方言紛紛發言，聲討日軍犯下的罪行。

　　在一片憤怒的譴責聲中，一位瘦小身材的日本老人站了起來，他説：“我是７３１部隊實施細菌戰的活證，日本政府想美化侵略歷史是喪盡天良的。”他沉痛地向與會者講述６０年前他作為７３１部隊的少年兵參與製造細菌武器的罪惡事實。“我叫峳塚良雄，１６歲時作為石井四郎的老鄉參加７３１部隊。在哈兒濱我先後參加了製造傷寒菌、副傷寒菌、霍亂菌、鼠疫菌、炭疽菌。我們培養出來的細菌用飛機在中國上空投放，讓中國人感染上疫病，目的是大量屠殺中國人，這些情況當時我們這些下級士兵都知道。１９４２年１１月開始，我參加了活體解剖實驗，用來做實驗的大多數是抗日分子。直到今天，我都記得，我最初參加解剖一個中國男人的事情。那是一個頭腦清晰具有知識分子風度的人。他已經感染了疫病全身發黑。他用眼光瞪着我，我不敢直視。班長命令我給他洗身體時，我的手直哆嗦。拿手術刀的班付將校向我發出‘快點幹’的信號，我就閉着眼睛用刷子洗了他的臉部，當班人員用聽診器聽到他的心臟在跳動，解剖就開始了。我按命令取出他的臟器，把事先準備好的洋粉培地（類似防腐劑的東西）涂上去......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對５個中國人進行了活體解剖，班長表揚我説：‘你終於成了一個有用的人。’

　　“我愚蠢地毫無人性地執行命令，犯下極端醜惡的罪行。１９５２年我被中國政府逮捕，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５年，是管理所把我從鬼變成了人，我們漸漸認識了自己的罪惡。管理所實行‘憎恨罪行不憎恨人’的方法，對我們充滿溫情關愛。當時很多中國人吃不上飯，但管理所卻給我們吃肉，有的人説：‘這些東西喂豬還有用，給這些鬼子吃了還殺人。’可是所長卻説：‘２０年後你們會看到作用的。１９５６年７月，中國政府寬大赦免了我們，回到日本的１００名戰犯除１個人堅持頑固立場外，其餘９９人組成了中國回歸者聯絡會，多年來，我們一直從事反戰宣傳，致力於中日和平友好活動。

　　“戰後，日本政府對７３１部隊細菌戰事實進行了隱瞞，直到現在仍不承認這一歷史。我覺得我到死都負有向世界介紹７３１罪惡的責任，所以，我願意到細菌戰審判的法庭上公開作證！”

　　説完，峳塚良雄向坐在對面的中國細菌戰受害原告代表深深地低下了頭。
　　　
　　　　　　　　　　　日本律師説：“訴訟的意義相當深遠”

　　不久前，日本７３１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辯護律師團副團長一瀨敬一郎率調查團再次來到常德調查取證。記者借機就訴訟近況採訪了一瀨律師。

　　記者：細菌戰受害案的訴訟已進行了３年多，目前這個官司進展怎樣？

　　一瀨：細菌戰受害案自１９９７年８月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遞交訴狀以來，正按照預定的程序進行着。３年多時間裏，中國原告由１０８名增加到１８０名，開庭２４次，庭審已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受害陳述和第二階段的證人調查，已從今年５月開始進入第三階段的法庭辯論。從１９９８年２月第一次開庭起，中國原告已分５批在東京法庭作了受害陳述，日本律師也近１０次來中國調查取證。

　　記者：聽説在細菌戰受害案開庭的同時，還有幾十起二戰受害者對日索賠案在進行，與這些訴訟相比細菌戰受害案訴訟有何特點？

　　一瀨：細菌戰受害案是第一個採用中國原告直接出庭的對日索賠案。細菌戰歷史是日本政府想完全隱瞞的歷史。細菌戰受害案起訴的第一目標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承認細菌戰歷史事實。在第二階段的庭審中，東京法庭採納了律師團的要求，同意１４名證人出庭作證（後因１名證人去世。１名證人去美國，只有１２名證人出庭），這是其他訴訟沒能做到的事情。這説明事實本身的力量在影響法庭。１２名證人中，有７３１部隊航空班的老兵，有研究細菌戰歷史的學者，有當年的歷史見證人，他們都證明了細菌戰是侵華日軍實施過的戰爭犯罪。從目前的情況分析，我們實現第一目標的可能性非常大。

　　記者：您作為一名日本律師給中國人打這場特殊的官司，您對自己的行為有何評價？

　　一瀨：日本右翼勢力猖獗，是有一定歷史淵源的。日本從１９８２年的教科書案起，就存在着對歷史認識問題的左右偏差。有的人認為當年日本軍隊是執行天皇命令，他們企圖美化半個世紀前日本對亞洲人民的犯罪。１９９７年要求已被國際限制的日本自衛隊派往海外，１９９９年日本又通過國旗國歌法案，這一切逐漸煽動了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思潮復活。最近又出現了一個很反動的編寫教科書組織，他們歪曲事實，美化侵略，不讓日本的後代知道歷史真相。這不僅令中國人民、亞洲人民憤慨，也令有正義感的日本人民憤怒。在日本，被財團操縱的右翼勢力很大，但愛好和平的人民力量也不能忽視，目前在東京開庭的幾十起二戰受害者對日索賠案大多數都是由日本正義律師代理，而且每一起訴訟背後都有強大的日本左翼社會團體支持。比如説這次同行的後援團、和平資料館成員都是日本左翼團體。他們都在致力於遏制右翼勢力戰爭意識膨脹活動。日本戰後確立了一個《和平憲法》，基本條款就是無論政府態度怎樣，日本國民堅決反對戰爭。所以説，我們堅決地打這場官司不僅是為中國受害者，更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國家能實現和平憲法所爭取的目標。我們希望中日兩國真正友好，這種友好必須建立在正確認識歷史的基礎上。所以説，我們不遺餘力地參加細菌戰訴訟並為爭取日本政府認罪、賠償不懈努力本身就是對右翼勢力的一個沉重打擊。我們認為這個訴訟的意義相當深遠。

　　　　　　　　　　　　　　　銘記那場災難

　　９月初的一天，記者來到常德市外事僑務辦副主任陳玉芳的辦公室，陳自始至終為這場跨國民間訴訟積極奔走，配合日本律師做好調查取證工作。

　　陳玉芳説，在介紹常德細菌戰訴訟案起因的時候，不能不想起一位名叫森正孝的日本中學教師。１９７７年日本文部省改寫中學課本中關於侵華歷史的章節，為了弄清歷史真相，他展開大量調查，蒐集日本侵華史料。１９８８年，在他自費拍攝錄象片《侵略》第二集《南京大屠殺》時，發現了一個叫“榮字１６４４”的日本部隊，成為日軍當年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疑點。為此，森正孝利用假期到中國的浙江義烏、金華、寧波等地調查，拍攝電視專題片，並在日本發起成立“細菌戰調查團”，考慮通過法律途徑為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討公道。在浙江調查時，他們聽説湖南省常德發生過鼠疫，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一瀨敬一郎律師帶領下，日本細菌戰調查團來到常德調查受害情況。

　　當時是我負責接待調查團。開始我們都懷着戒備防範的心理與他們接觸，擔心有陰謀。我們找到雞鵝巷幾位受害家屬座談，調查團成員垂首起立，向他們謝罪，説：“我們的先輩在中國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們深感慚愧，我們來常德就是為了弄清這段歷史，為受害者討回曆史的公道。”

　　１２月２６日，日本律師再次來到常德，表達了為細菌戰受害者免費打官司的意願，我們當即&&願意拿起法律武器，討還半個世紀前的那筆血債。

　　然而，事過境遷，調查工作十分困難，最先我們找到的可以起訴的受害家屬僅１４名。１９９７年３月，為了有效組織開展受害情況調查，成立了“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接待室”，１０多名志願者擔任調查取證和資料整理工作。這些志願者都是離退休老同志，有些並不是受害者家屬，在４年的調查中，他們的足跡踏到了１０個縣、３０個鄉的１５０多個村子，整理出了上萬份控訴材料，登記在冊的死亡名單有７０００人。

　　有一年酷熱的夏季，志願者孫克富一個人一口氣走了１４個村，整整一個月沒回家，調查到了３０００名壯丁感染鼠疫，全部扔在荒山野嶺的一個破瓦窯內的情況，在當地老人的帶領下找到那座幾十年都無人敢探視的廢瓦窯。在最寒冷的冬天，志願者劉體雲、丁德望、陳喚菊去漢壽洲口侯王村調查，交加的風雨把他們阻隔在侯王渡，好不容易叫來一條無蓬船，船老闆擔心風太大怕翻船，不讓撐傘，他們只好頂風冒雨渡河，上岸後個個渾身濕透，受害者家屬十分感動。然而，有些人對志願者的調查不理解，在接受調查時開口就問能得多少錢？有些人甚至指責他們想靠打官司發財。

　　志願者的調查有力地支持了律師的工作，同時也再現了當年的悲慘歷史，引起了國內史學研究者的關注，他們整理的細菌戰受害死亡名冊已經存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終於穿透歷史的塵埃，血淋淋地暴露出來。

　　細菌戰訴訟官司已經進入到最後判決的關鍵時刻，今年９月和１１月兩次開庭後，預計明年春天一審判決將會有結果。從目前的情況看，一審敗訴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們認為訴訟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鬥爭的過程，也是一個揭露、抵制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過程。我們呼籲更多的人來關注這場官司，銘記我們的骨肉同胞遭遇的那場慘絕人寰的歷史災難。（完）

常德細菌戰背景資料：

資料一，日本律師團骨幹成員：

　　土屋公獻（團長，曾擔任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在日本法律界德高望重）、一瀨敬一郎（副團長，東京一瀨律師所所長，接受細菌戰案以來，基本放棄了其他業務，１９９５年至今，已２１次赴中國調查取證）、鬼束忠則、西村正治、丸井英弘、荻野淳、萱野一樹。
資料二，支持訴訟的團體及個人：

日本團體：　　

　　森正孝須導為首的“日本細菌戰調查團”（有６００多名教師、醫生、律師、學者、藝術家參與）、增團博光為首的“後援團”、筱塚良雄、松本正一等９９名老兵組成的“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奈須重雄領導的“７３１細菌戰審判支援運動委員會”（正籌備一個大型展覽　揭露７３１部隊罪行）

日本學者：

　　聶莉莉（東京女子大學教授，研究常德受害史）、藤本治（近代史研究者）、松村高夫（研究７３１部隊）、近藤昭二（朝日電視台導演，多年做７３１專題）、吉見義明（研究井本日記）、上田倍（立教大學教授，從生態學觀點考察細菌戰危害）、中村明子（從醫學細菌學角度研究鼠疫殘酷）

中國學者：

　　辛培林（黑龍江社科院教授）、黃可泰（寧波細菌戰受害研究者）、華明軒（衢州細菌戰受害研究者）

資料三，雙方的依據和證據：

常德最有力的訴訟證據：

　　１、井本日記（井本雄男當年的工作日誌）

　　２、常德防疫會議記錄檔案（當年國民黨的記錄）

　　３、當年常德廣德醫院檢疫出鼠疫菌的報告

　　４、國民黨防疫派員陳文貴、鄧一韙等人的報告

　　５、原告陳述

日本律師辯論的法律依據：

　　１、海牙國際法第三條（規定“禁止使用毒物或放毒的武器”，違反規則的“當事者在造成損害時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

　　２、日本民法、“不法行為法”、日本憲法

　　３、公理

日本政府的否定依據：

　　１、海牙國際條約是國與國之間的法律，個人不能向政府要求賠償

　　２、“國家無答責”原則，即國家對個人不承擔法律上的責任

　　３、時效問題，２０年訴訟時效已過

資料四，訴訟時間表：

　　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１日　　中國１０８名原告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起訴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日　　第１次開庭　　浙江義烏崇山村３名原告出庭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５日　　第２次開庭　　浙江江山、寧波、衢州的３名原告出庭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３日　　第３次開庭　　湖南常德３名原告出庭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２日　第４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　　第５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１日　第６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５日　　第７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　　第８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４日　　第９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０日　　第１０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４日　　第１１次開庭　提交證據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　　第１２次開庭　２名原告旁聽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９日　　第２批共７２名原告起訴　２名原告旁聽

　　２０００年３月６日　　　第１３次開庭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２日　　第１４次開庭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９日　　第１５次開庭　２名原告出庭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１日　　第１６次開庭　決定採用１１名證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第１７次開庭　３名證人出庭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日　　第１８次開庭　３名證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４日　　第１９次開庭　３名中國研究者出庭

　　２００１年２月５日　　　第２０次開庭　２名證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　　第２１次開庭　４名原告和證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１日　　第２２次開庭　３名原告及證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　　第２３次開庭　法庭辯論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８日　　第２４次開庭　法庭辯論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　　第２５次開庭　法庭辯論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９日　第２６次開庭　法庭辯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