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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酒文化與“三市”建設

　　2000中國紹興黃酒節期間，市社聯、社科院受節會組委會的委託，舉辦了酒文化學術討論會。這是我市由社科界出面組織的第一次較為規範和較有規模的酒文化研討活動。這次討論會到會專家學者40餘人，共收到學術論文26篇，有10余位專家學者宣讀了各自的論文。與會者各抒已見，暢所欲言，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現將大會討論的某些問題及其學術觀點綜述如下：

　　一、紹興酒的起源　　陳瑞苗副研究員説，研究紹興釀酒的起源，既要以古代的文獻記載作為依據，更要重視新發現的考古資料。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酒器陶，是當時越族先民聚居地已經釀酒飲酒的重要物證。河姆渡雖不屬於今天的紹興市範圍，但當時的紹興屬於河姆渡文化圈卻是確鑿無疑的。不論陶所盛之酒與勾踐激勵將士之酒是否相同，也不論春秋時期於越所釀之酒與以後的紹興老酒是否相同，都不能否認紹興在河姆渡文化時代已經開始釀酒的史實。　　林文彪先生也認為，源自河姆渡文化的水稻大面積種植，為紹興黃酒業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紹興釀酒業發端於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時代。古越先民繼承了這一釀酒傳統，紹興黃酒與河姆渡米酒是一脈相承的。雖然《國語》、《呂氏春秋》、《顏氏家訓》等古籍中提到的紹興酒與今天流行的紹興酒不同，即“都不是黃酒”，但它們無疑都是紹興酒的濫觴。

　　二、酒與文人　　酒與文人的關係，一直是酒文化研究中的熱門話題。

　　劉亦冰先生的《紹興名士與紹興老酒》一文，從“勞軍犒士，激勵鬥志”、“以文會友，借酒助興”、“壯志未酬，以酒遣愁”、“修身養性，頤養天年”、“酒德若人，飲而有節”等5個方面歷數了紹興名士的酒典故，並總結説：“名士之成就，並非仰賴於老酒罈子；而酒之積極功能，在其人生價值的追求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錢茂竹副教授在《試論蘭亭流觴的歷史影響》一文中，對東晉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的蘭亭之會作了三個方面的探討，認為這次活動除了在中國書法史和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外，客觀上還起到了交流學術思想觀點的作用，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也有重大意義。這一觀點，受到與會學者的關注。　　鄒志方教授的《鏡湖之畔兩酒仙》一文，以材料取長，蒐集了賀知章和陸游在鏡湖之畔創作的大量酒詩，從而凸現出他們作為“酒仙”的身份，受到與會學者的好評。

　　王致涌的《文人尚酒深層原因剖析》一文，既深入探討了文人活動在中國酒文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詳細地敘述了中國酒文化對文人生活的各種影響，並認為：“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正是中國的酒文化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酒文化，而且內涵尤其豐富深廣的原因之所在。”

　　三、酒與“三市”建設

　　如何使紹興黃酒和紹興酒文化成為推進紹興“三市”建設的重要力量，是與會學者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陳華建先生認為，紹興有着悠久的釀酒歷史和豐富的酒文化資源，這是紹興城市品位和文化個性的重要體現。今天的紹興釀酒業，已經成為紹興最重要的經濟支撐點之一，有相當的産品數量和獨特質量。現在我們要把紹興建設成為經濟強市、文化名市和旅游大市，紹興釀酒業就必須有更大的發展，同時還要大力開發酒文化産業，讓紹興的酒文化有更多更好的載體和表現形式。

　　張嘉興先生認為，紹興豐富的旅游資源，當然包括了享譽海內外的“紹興老酒”在內，在紹興眾多的旅游商品中，“紹興老酒”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在紹興旅游業20餘年的發展歷史中，“紹興老酒”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酒都之旅”、“水鄉風情游”、“書道之旅”這三個最具生命力的紹興專題旅游項目中，都有“紹興老酒”的參與。但是，“紹興老酒”的旅游功能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加強紹興酒文化的研究，加強對“紹興老酒”旅游商品的開發，努力創造“紹興老酒”旅游利用的載體。如果我們有了比較完整的酒文化旅游系列，有了充滿情趣的“酒道”，相信紹興的旅游活動將會更加豐富多彩。

　　關於“酒道”，戴爾康先生提交了專題論文。他認為，所謂“酒道”，就是正式宴會、習俗宴會和家庭宴會上的禮儀行為，是一套約定俗成的吃喝規範，也是飲食本身的專類研究，其目的是創導文明飲酒，禮儀吃喝。戴先生把紹興酒道分為“正規道”、“休閒道”和“習俗道”三種，他認為，這些酒道，不僅是紹興酒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一個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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