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如今連小學生都會背誦的唐詩，開頭兩個字卻在明代引起了一段公案。明代大文人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楊升庵之後論詩者多有辯駁，此處不再贅述。

我想説的是，雖然千里已成定讞，但楊升庵的話也自有他一二分道理。升庵精通畫理，而詩理與畫理相通。楊慎的十里，指的是一幅山水小景，尺幅之中，村郭酒旗皆在，小中見大地繪出江南春色。

但杜牧的野心不在於此，他要説的是更為宏大範圍的故事，第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筆力一轉，再現了南朝，尤其是梁武帝時期舉國佞佛的場景。梁武帝在南朝皇帝中文治武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晚年北朝大亂，東西魏分裂，干戈不絕，本來是統一中原的絕好時機，但他卻沉迷在佛教中不能自拔，昏招頻出，不但坐失大好時機，還幾乎給南梁帶來滅頂之災。只今唯剩煙雨樓&，述説當時的遺恨。

本詩作於唐憲宗晚年，憲宗早年時任用裴度、李愬平定叛藩吳元濟，諸藩震懾，號稱元和中興，晚年沉迷佛教，諸藩再度不臣，大好形勢拱手失之。這就是杜牧做這首詩的本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