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工薪族的炒房迷思
最近溫州瑞安因為房市的火爆而被一家財經媒體登了頭條。“這個連電影院都沒有的縣城，居然房子炒到兩三萬一方！？”稿子裏這樣寫道。
其實，如果走進當地的許多普通百姓中，我們會發現，雖然他們也或多或少投入了這場炒房盛宴，但也是心緒復雜，有想積蓄保值的心態，有對別 人賺錢的眼紅，也有不炒房光靠工資買不起房的無奈。
陳小平(化名)至今都覺得自己不是“炒房客”，不是名聲在外的“溫州太太炒房團”的一員，甚至連編外都算不上。盡管，短短的6年間，她已經親手買進過6套房子，賣出過4套，賺了不下300萬元。
誰不炒誰吃虧
在溫州瑞安這個私企老板遍地都是的縣級市裏，小平只是當地一個中學裏普通不過的初中英語老師，老公只是當地的一個鄉鎮幹部，按她自己的話說，“都拿清水工資的，不能和別人比”。夫妻倆的年薪加起來也就十五六萬，在這個人情往來動輒上千的縣城裏，實在羞于啟口。
原來小平一直覺得一家三口小日子過過蠻好的，工作體面，收入穩定，兒子考上了大學，什麼也不缺的，生意人賺得再多，那也是辛苦錢，不容易的。但是後來，她發現情況不是想象的這樣。
“2002年，那時候樓市還沒真正起來，我記得上海房產開發商還專門到溫州來開推薦會，我和老公過去轉轉，售樓小姐還以為我是老板太太呢，好幾個圍著我轉，介紹了一套又一套。”小平說，當時的她實在抵不住售樓小姐的熱情，在確定訂金可以退還的前提下才勉為其難交了1千元拿了一個號，臨近上海世紀公園的樓盤，每平方米9千，90多方精裝修，總價90多萬元。
當天晚上，小平和老公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我們倆只能貸10年按揭，算下來每個月要還六七千貸款，我月工資滿打滿算也就五六千，孩子還在上大學，需要用錢的地方還多著呢，”這麼翻來覆去好幾個晚上沒睡好覺，最終，小平還是讓出差去上海的朋友幫忙把這個訂金給退回來了。
然而，叫小平怎麼也想不到的是，那一次退訂金，事隔幾月就成了同事朋友間的反面教材。那是在2003年非典過後了，上海房地產開始升溫。去上海看樓的同事回來告訴小平，“你那套退掉的，現在漲到一萬五了！”
就是這個消息，讓小平原來一直平靜的心也開始騷動起來。“我們還老老實實掙工資，而邊上的人，和我們一樣的經濟狀況，就拿房子抵押去炒房，輕輕松松幾個月就有百萬入賬。眼看著房價節節高，我不買房就是我吃虧啊。”
到2004年，小平說自己實在坐不住了。就在每天進進出出的學校辦公室裏，大家談論的話題開始越來越集中，甚至在開教學會議的時候，你一言我一語的也會跑題到房價上來。而坐在小平對面的同事，接二連三地請假讓小平幫她代課，原因就是跑到杭州上海看房子，到後來幹脆就辭職去炒房了。說實話，剛開始小平對她是很有意見的，“不務正業！做老師總要為人師表啊。”到後來，小平自嘲道，“那是人家有眼光而自己腦子進水。”
用炒來解決住房問題
小平真正購買第一套房子，是在2004年的9月份。考慮到在杭州讀大學的兒子今後的住房問題，小平覺得無論如何要出手了。那是位于杭州濱江的房子，154方總價近80萬。
小平後來買的幾套房子，瑞安當地也有，杭州也有，主要出發點還在于改善住房條件。前前後後買進了6套，賣出了4套。拿第一套來說，今年10月初剛剛以160萬的總價賣出，比原價翻了一番。
不過，哪怕剛剛轉手了一套房子，周圍的親戚朋友又開始頻頻奔走于各大房交會，小平始終認為自己是個謹慎的購房者，絕對不像媒體上說的“買房子跟買菜一樣”。
手頭剩下的房子，老家原有的一套自住，杭州兩套，一套給兒子，一套自己留著養老。而說起瑞安老家，小平說，“有錢也不敢買瑞安的房子，高得離譜”。
據小平介紹，瑞安當地新開盤的樓盤的確要兩三萬一方，並且，基本上150方以下的房子是找不到的，這樣算下來一套房子總價都在400萬以上。
“說實話，我同情那些老老實實靠工資吃飯的瑞安人。”回頭看看，小平說自己幸虧早幾年把積蓄投在房子上。
想到將來也有些怕
“現在這種房價，需要房子的買不起，買得起的只有炒房客。這種樓市完全不正常，哪怕土地再少，民間資本再多，托得時間再長，也總有一天沒有人敢接盤了，總有一天會大崩盤的。”說起當地樓市的將來，小平說不敢想，有些怕。
小平反復強調說自己買房子，和那些生意人的炒房有著本質的區別。“真正的炒房團，炒高樓價，擾亂市場，最終傷害了別人的利益。而我們，只是努力讓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只是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
據記者了解，像小平這樣的工薪族炒房客，在浙南的炒房大軍中，雖然人員分散，但其總量卻不可小覷，零散的資金匯集在一起也一樣可以攪動樓市。
當一個社會的中等收入群體，像老師、醫生、律師等等這樣的社會中堅力量，都紛紛想通過炒房而不是努力工作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時，我們應該引起些警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