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浙江頻道8月20日電 2001年1月24日，正當中國人在歡度春節時，來自中國浙江的邱明軒和黃可泰兩位老人卻在日本東京法庭出庭作證。1997年8月11日，由180名中國原告組成的“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首次就“日本731部隊細菌戰殘害中國人”而向日本提起國家賠償訴訟，49歲的王選女士是該團的總代表。1月24日的聽證會是此次訴訟的第19次出庭作證，也是新世紀裏的最新一次證人出庭。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來自日本法務省的官員，他們“只聽不説”，頂多來一句“我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我們回去後會寫一個意見”。

　　1月31日晚，王選在接受本報記者越洋電話採訪時&&，這場官司遠沒有結束，2月5日證人將再次出庭。

　　1940年10月4日，日本侵略軍空襲浙江衢州。當時，沒有爆炸聲，也沒有恐懼感。9歲的邱明軒及其3個兄弟並不知道空襲的結果是什麼。因為日本飛機投下的並不是炸彈，而是黃豆、麥粒、麵粉和破衣服。如果認為這是日軍空投糧食給中國百姓，那簡直是太天真了！日本人投下的是“731部隊”專門培植的細菌！

　　據邱先生在出庭時説，日軍有時投下一些紙袋，而每個紙袋裏都裝有10隻跳蚤。所有的紙袋、大豆、小麥、衣服上都帶有專門培植的細菌──“淋巴腺鼠疫”（也稱“鼠疫菌”）。在隨後的6年裏，當地相繼有近5萬人死於淋巴腺鼠疫，而且，這種細菌並不是當地原産的，而只有日本的731部隊才能夠提供。另據40年代初的中國衞生部部長金寶善博士提供的報告，從1940年到1941年間，日本對中國共進行了5次細菌武器攻擊，這5次攻擊均有當時在華的外國專家的完整記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交戰國中，日本是惟一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和生物（細菌）武器的國家。事實上，日本軍國主義者早在1937年（二戰在歐洲爆發前兩年）就在中國使用了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當時，二戰的主要交戰國都擁有化學武器，但從沒有在戰場上使用過。有些國家雖具有生産細菌武器的手段，或是開發這種非常規武器的應急計劃，但是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敵國使用過細菌武器。然而，日本的細菌武器計劃不僅是例外，而且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二戰前，在世界着手細菌戰計劃的國家中，日本是走在最前面的國家，隨後，很多國家在研製細菌武器時都沿襲了日本的研製模式。

　　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名譽教授謝爾頓哈里斯在其《死亡工廠》一書中透露，在整個30年代，除日本外，《日內瓦條約》的很多成員國都無視該條約的規定，而從事細菌戰研究。在此期間，蘇聯曾開展細菌戰研究；英國也在位於索爾茲伯裏的地方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研究；法國曾在巴黎郊外建有一個很大的細菌戰研究設施；儘管希特勒很討厭細菌戰，但納粹德國也在進行細菌戰研究，並用囚禁在集中營裏的人做病原體人體試驗。此外，加拿大、比利時、荷蘭、波蘭、意大利等國也曾雇用了“科學家”從事細菌戰研究。另據哈里斯透露，美國是二戰交戰國中最晚開始研究細菌武器的，但其進展速度非常驚人，其最後所掌握的細菌戰秘密也非常龐大。

　　中國曾在30年代不停地向國際社會警告日本的細菌戰計劃。據當時的媒體報道，“中國政府曾強烈譴責細菌戰，並誓言要嚴厲懲罰那些對中國民眾實施細菌戰攻擊及其他殘暴行為的罪犯”。遺憾的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當時世界各國對日本細菌戰計劃的危害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日本在中國研究細菌武器時是在極端秘密的條件下進行的，歐洲和美國的情報人員在華行動受到日本方面的種種限制，極難獲取相關情報。“不過，盟軍的專家們不將日本視為實際威脅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和傲慢的種族偏見，而並非不知道日本細菌戰的實際進度。”第二，早在1937年，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就曾被媒體大量報道過，但由於中國距離美國、英國都是萬里之外，這些國家並不認為日本擁有遠距離運送細菌武器的手段。這也就是説，即使日本在華使用了細菌武器，對盟國並沒有根本性的影響。第三，出於傲慢與偏見，西方認為日本只能抄襲別人的技術，日本不可能擁有一支具有製造尖端武器的“科學家”隊伍。因此，日本自己不可能製造出細菌武器。第四，當時的中國國力弱小，內戰未停。一個幾乎任人宰割的中國在世界舞&上真正是人微言輕。

　　邱明軒等人這次在東京出庭作證，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特別是歐美主要媒體如美聯社、路透社、BBC等都曾紛紛進行報道，日本的主流媒體卻一如既往地視而不見，日本政府更是極力否認“731部隊”的存在。日本外務省的官員則説：“在（日本）政府的檔案館裏沒有（731部隊）有關活動的文件。”

　　針對日本曾在中國進行的細菌戰，日本政府的答辯態度是：“《海牙陸戰條約》只規定了交戰當事國的戰爭責任，並沒有承認個人受害者對於加害國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據戰前《大日本帝國憲法》，日本國家權力因素造成的損害不適用於民法，因此，日本作為國家不承擔任何損害賠償的責任。另外，根據日本民法第724條規定，民事訴訟期為20年，原告已經喪失賠償請求權。”

　　中國原告團則認為，日本政府依據100多年前———明治22年（1889年）制定的軍國主義憲法來反駁100多年後中國受害者的起訴，這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滑稽且明顯推卸侵害責任的做法。對於日軍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犯罪事實，50多年來，日本政府一直採取否認和隱瞞的態度。這一態度證明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拒絕承認對中國細菌戰死難者所應承擔的道義和最基本的責任，同時也否認了日本的侵略戰爭責任。

　　中國原告團總代表王選女士指出，在中國，大多數人都知道戰爭中日軍的種種殘虐的暴行。“末日般的鼠疫的災難、強姦、搶劫、勒索、撒毒、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的兇惡，埋在村民們記憶中的恐怖、悲傷和憤怒，這是我從他們那兒受到的歷史教育”，但日本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些。日軍在衢州投下的鼠疫菌曾引發鼠疫，並在當地流行了13年。時至今日，為預防鼠疫的再次發生，鼠疫菌受害的地區必須每年在非常廣泛的範圍內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以進行鼠疫菌檢查。王選説，在浙江的衢州、義烏等地區，鼠疫菌依然在活動，而再發生鼠疫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對於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們來説，細菌戰不是歷史，而是現實。

　　王選還強調指出，中國原告團此次訴訟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做出真誠的道歉，打碎過去60年存在日本人心裏的幻想———幻想著逃避這段罪惡的歷史。“我們絕不僅僅要求金錢上的賠償：人們的生命是永遠無法用金錢來賠償的。日本一直生活在忘掉過去歷史的幻想中，但這是不真實的。” （據《中青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