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浙江頻道8月23日電 2001年2月這幾天，一個日本友好人士的名字引起了國人的廣泛關注。2月22日～23日，中央電視台連續在早間新聞、午間新聞、新聞聯播等幾大重要的新聞板塊上，滾動播出他來華的新聞。

　 他叫近藤昭二，日本著名細菌戰研究專家、朝日電視台著名製片人，今年60歲。他雖已是花甲之年，卻在20多天前做了一件震驚日本朝野上下的事：2月5日，在東京地方法院上，他毅然站出來為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作證，並當庭出示了從未披露的、大量的非常有價值的證據———這些證據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二戰”期間，日軍慘無人道地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史實。

　 而這段史實，日本政府長期來諱莫如深，並竭力否認。近藤的這一舉證，無疑如“後院起火”，使日本政府措手不及，陷入無限的尷尬之中。當然，近藤為此付出的勇氣和承受的壓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次，近藤是應江蘇南京、我省杭州等高等學府之邀，專程來華作學術報告的。所到之處，聽者如雲，人們紛紛向他投去欽佩的目光。在他的大膽揭露下，一樁樁被塵封、隱瞞、掩蓋的罪惡，再次昭然若揭。

　 2月22日晚，在浙江大學，聞訊從金華趕去的本報記者，親耳聆聽了他此行的最後一場報告———《戰後日本政府對日軍細菌戰的掩蓋》。

　 鮮為人知的史實

　 在長達三個小時的報告中，近藤昭二沒有原稿，全靠他幾十年積累的圖片、有關文件等現場“信手拈來”，許多內容鮮為人知、令人震驚。現記者把精彩之處濃縮於此，以饗讀者：

　 （一）美國一開始就獲得了“日軍細菌戰”情報

　 美國獲得“日軍細菌戰”的情報是比較早的。1941年11月4日，日軍對湖南常德實施細菌戰攻擊，次月，就有情報從中國、日本等不同渠道傳到了美國。特別是從受害地常德的美籍傳教士、醫生或家屬口中，獲得的情報更多，但美國上下無人相信。當時美國還沒有進行正規的生物（細菌）戰研究，一些國家雖然已經開始這方面的研究，但在如何散佈細菌方面都遇到了難題。一般認為，活着的細菌從高空扔下來後，必死無疑。美國對日本有歧視，不相信日本的生産、技術水平可以攻克這個難關。加上美國離中國的戰場很遠，所以雖然獲悉了“日軍細菌戰”的情報，但根本沒當回事。

　 （二）筧橋機場是浙江細菌戰的前線

　 杭州的筧橋機場當時是國民黨中央航空學校所在地，日軍攻佔杭州後，731部隊、榮1644部隊就把筧橋作為浙江細菌戰的前線。凡沿浙贛線攻擊金華、衢州及寧波的飛機，都是從筧橋起飛的。

　 （三）每一個命令都是由天皇簽發的

　 日軍細菌戰都是“大陸指”命令。“大陸指”是指由日軍總參謀長，即軍隊最上層發布的命令。按照規定，在日軍中先有“大陸命”，後才有“大陸指”命令，而簽發“大陸命”的是天皇，“大陸指”下達前一定要先給天皇看過。所以可以這樣説，日軍細菌戰的每一個命令都是由天皇簽發的，日本政府長期來強調説，日軍細菌戰天皇並不知情是站不住腳的。

　 （四）毀滅證據

　 1945年8月9日凌晨4時，前蘇聯打進滿洲（我國東北地區），緊急電話當即從關東軍打進日本大本營，接電話的是日本作戰科參謀朝枝繁春。他認為，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毀滅731部隊的證據。8月10日，召支從日本東京飛到了中國，對石井四郎傳達了毀滅證據的重要命令。石井四郎俯首聽命，731部隊的53個醫生、博士當天即乘飛機撤回日本大本營，其餘的所有官兵，包括小孩、家屬則坐軍用專列，從哈爾濱平房撤回日本。臨行前，工兵用五噸炸藥把731部隊的重要設施全部炸毀……其他的細菌部隊也就這樣層層傳達命令，重要的設施均被摧毀。

　 朝枝已於去年去世，他在世時，我（近藤昭二）多次採訪過他，對由他下令毀滅證據的史實，他供認不諱。關於他的證詞已在紀錄片《消失在黑暗中的真相》裏，有他的親筆簽名。2月5日，它作為鐵的證據，我已向法院提交了。

　 （五）統一口徑和《井本日記》

　 日本政府完全知道，野蠻、殘暴的細菌戰違反了國際法，對日本政府最上層來説，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國體，也就是天皇制維護下來。日本戰敗後，盟軍佔領了日本，各國的記者不約而同地追問天皇的戰爭責任，日本政府很不好回答，連忙召集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最後統一了如下的口徑：1．細菌戰是日軍總參謀部自己搞的，不需要向天皇報告，天皇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2．有關人員關於人體試驗和細菌武器攻擊這兩點是絕對不能講的。但他們沒有想到，原日軍作戰科參謀井本雄男1940年～1942年的作戰日記竟被人發現，裏面詳細記載了日軍對寧波、衢州等地使用細菌武器的策劃、實施及攻擊的整個過程。比如，衢縣作為攻擊對像是否合適，什麼時候攻擊常德等。這些珍貴的歷史記錄現以《井本日記》為書名在日本出版，它給想方設法隱瞞這一史實的日本政府以沉重的打擊。可惜，因顧慮發行量，該書的中文版一直未能出版。

　 （六）石井四郎：能不能把我作為對蘇作戰的專家來雇用？

　 1947年1月，前蘇聯向遠東國際法庭提出，要求審問以石井四郎為首的三個主要的細菌戰戰犯。此事傳到美國後，美國決定在前蘇聯審問前，自己先下手為強。

　 審問過程中，石井四郎的女兒躲在隔壁的房間聽，並步調一致地把審問內容用打字機打出來，然後送到日軍首腦機關。據她事後交待，像她父親這樣的要人，背後一直有人在操縱。日本從美國的態度裏覺悟出美國審問是假，想套出日軍細菌戰材料是真，便狡猾地提出了這樣的交易：只要不追究石井四郎等人的戰爭責任，我們可以把掌握的資料都講出來。石井四郎甚至大言不慚地對美國説：你們能不能把我作為對蘇作戰的專家來雇用？

　 （七）前蘇聯：細菌戰，混賬王八蛋！

　 美國出於私心，答應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美國的支持下，接受前蘇聯審問時，石井四郎等人裝病，蒙混過關，前蘇聯一無所獲。當時在場的一日本翻譯説，（前）蘇聯調查官很火，指桑罵槐大罵道：細菌戰，混賬王八蛋！但前蘇聯也不是好惹的，空手而歸後，他們在伯力提審了12個被捕的關東軍俘虜。這些俘虜被抓時，日軍擔心俘虜洩露細菌戰的軍事秘密，曾派人混入關東軍俘虜中，反復強調人體試驗、細菌武器絕對不能講的事宜。俘虜們心領神會，被抓後一年半中，誰也沒有吐露半個字。後來，其中的一個俘虜出於醫生的良心，再也承受不了心理的負擔，便把他所知道的細菌戰的事情全部講了出來，但其他的俘虜仍守口如瓶。此次，前蘇聯終於撬開了這12個沉默的關東軍俘虜的嘴巴。前蘇聯把伯力審判的結果向全世界公布，並整理成書向全世界發行。現在看來，伯力審判的資料是非常準確、實事求是的。

　 當時的中國大使曾向美提出，要求根據伯力資料，再次審判細菌戰戰犯，但美國以“這個東西不準確，是胡編的”為由，拒絕了中國的要求。在我（近藤昭二）手頭，俄文版、英文版、日文版、朝鮮版《伯力審判》的書都有，惟獨沒有中文版的。聽説，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出過中文版的《伯力審判》，但如今已經很難找到它了。

　 （八）親眼看到台灣也在搞細菌戰研究

　 細菌武器因為造價低，殺傷力大，被稱為窮國的核武器，許多國家都在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我（近藤昭二）所知道的，美國、前蘇聯對此有相當的研究，而且，他們研究的比日本當年更進一步———不是人工合成的細菌，而是一種沒有疫苗的新病菌，此病菌一旦投入以後的戰爭中，後果不堪設想。另外，伊拉克也有可能在搞這方面的研究。就是日本，現在仍公然在搞細菌戰的研究。還有台灣。1995年，我到台灣搞細菌戰調查時，非常吃驚地看到，台灣正在全力以赴地操練生物（細菌）武器！

　 所以，細菌戰絕不是歷史問題，而是非常現實的，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應引起足夠的重視、關注。説不定，這種殘酷、野蠻的戰爭還會發生第二次。我出庭作證，不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而是以事實説話，我只想把歷史的真相告訴年輕的一代，避免他們重蹈覆轍。這不但是為了中日真正的友誼，也是為了日本的將來。

　 《死亡工廠》的日文翻譯者

　 原來定好第二天2月23日採訪近藤昭二的，但因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的記者這天要從北京飛到上海來對他作專訪，他要一早趕到上海去，本報記者只好在當晚他作報告前後，見縫插針地對他進行採訪。

　 出乎意料的是，現正在我國熱銷的美國哈里斯著的《死亡工廠》一書，日文版的翻譯者就是他———近藤昭二。説起自己與細菌戰結下的不解之緣，他的思緒一下子拉到了二三十年前。

　 近藤昭二最先對細菌戰歷史研究感興趣，是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那時，他的一個朋友正在日本一大學學醫。兩人見面時，這個朋友時常向他抱怨：日本的醫學界怎麼是這樣子的啊，今天開刀切這個，明天開刀切那個，根本不把患者當人看。當朋友後來了解到，其所在學校的校長竟是原731部隊凍傷班班長吉村壽人時，他和他的同學們都憤怒了。當時，日本已經出版了《伯力審判》一書，那段歷史對學科相近的他們來説，已不是什麼秘密。他們認為，在吉村壽人領導下的學校接受教育是當不了醫生的。他們衝進校長辦公室，責問吉村壽人：“這裡有沒有原731部隊的吉村壽人？”吉村壽人心虛地回答：“我雖然也叫吉村壽人，但不是那個731部隊的吉村壽人。”

　 不久，日本成立了以軍事為目的的防衛醫科大學，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對，但日本政府依然我行我素。許多細菌戰的戰犯成了這些醫科大學的“棟樑之材”、“國家精英”。像原日軍榮1644部隊調查班班長、義烏崇山村活體解剖的罪魁禍首近食秀大，他在崇山村施暴後的“研究論文”，就明目張膽地發表在日本防衛醫科大學的學術雜誌上。怕給人抓住把柄，他狡猾地把血洗崇山村的日子，由1941年改為1942年。

　 朋友身邊的經歷，加上看了朋友推薦的《伯力審判》一書後，近藤漸漸地對細菌戰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真正投入地調查、研究還是在1989年。那時，他已經是日本朝日電視台頗有名氣的製片人了。一次，有讀者對他説，在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發現了160多具死人骨。職業的敏感，促使他立即趕赴現場。陸軍軍醫學校是日軍各個細菌戰部隊的中樞機構，現場距學校的標本室很近，只有70米。他親眼看到，160多具死人骨身上留着各種各樣怵目驚心的傷口，有的腦袋上佈滿彈孔，有的沿鼻梁處一塊骨頭被呈直角硬生生地切開……後經專家鑒定，這160多具死人骨是除日本人以外的不同的蒙古人種。其中，大多數為中國人。遇害時間約為50多年前。“這個時間與細菌戰的年代非常吻合，當時這個地方沒發生火災等重大事故，怎麼可能一下子有160多具死人骨？”近藤的韌勁來了。經過深入調查，他認為，這些死人骨很有可能是日軍731部隊雇專家搞研究用的試驗對象。這些專家不是專職軍人，由於家庭等各種原因，他們去不了中國，只好在日本本土搞研究。有人親眼看見，731部隊的勞工曾被要求穿上日軍軍服，秘密被運回日本。這些人的去向，當時是個謎。現在看來，他們很可能就是日本本土細菌戰專家的試驗對象。

　 這以後，近藤的良心再也無法安寧了。他自費八次到我國義烏、寧波、衢州、常德等受害地調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六次到美國華盛頓博物館查閱資料，發現了許多被塵封的史實。1997年8月11日，是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首次在日本東京起訴的日子，五天后，近藤拍的名為《消失在黑暗中的真相———731部隊真相》的紀錄片也極其“湊巧”地播出了，為原告團造了很大的輿論聲勢，日本民眾反響強烈。1999年7月，他翻譯的《死亡工廠》日文版也首次在日本問世，現已出了第三版，讀者爭相傳閱。

　 “日本的良心”

　 拍紀錄片、翻譯《死亡工廠》、出庭作證，多年來，近藤給日本各界帶來的震蕩着實不是一次兩次了，他也因此被稱為“日本的良心”。

　 然而就是他，在一次來華調查時，居然被人罵哭了。

　 1997年7月，近藤和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等一行到湖南常德調查，為拍紀錄片《消失在黑暗中的真相———731部隊真相》作前期準備。當走到雞鵝巷時，一起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雞鵝巷是當年日軍在常德扔下感染了細菌的跳蚤之所在地，當近藤拍得正起勁時，一個老人突然從旁邊冒了出來，指着近藤就是一通大罵：“日本、中國一衣帶水，同祖同宗，你們為什麼要跑到我們的土地上殺人、放火？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認罪，還要去參拜靖國神社？”近藤無言以對，他流着淚説：“那些事情雖然不是我做的，但確實是我們的上輩人做的。在這裡，我沒資格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國人民謝罪，但如果把這些真實的事情很好地拍成紀錄片告訴世人，告訴我國正被矇騙的下一代，不失為像我這樣的人採取的一種很好的謝罪方式。”説着，近藤畢恭畢敬地向老人鞠了一躬。老人感動了，爽快地説：“那你不是壞人，是我們的好朋友。”

　 類似的事情雖然再沒發生過，但近藤以“日本的良心”，在每次踏上中華大地時，都懷着深深的愧疚之情。他説，什麼時候日本政府向中國人民謝罪了，他的良心才會真正得到安寧。 （據《金華日報》/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