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浙江頻道8月23日電 1997年，百餘名曾親身經歷侵華日軍細菌戰的中國人以及受害人遺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庭起訴，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二戰時期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細菌戰罪行的歷史事實，向中國人民謝罪，並對這一戰爭犯罪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

　　為了歷史真相血與淚的訴訟

　　1998年，一位普通的中國女性走上日本東京地方法庭，代表108名中國人原告，要求日本政府作為國家責任者，正式承認日軍細菌戰的歷史事實，向中國人民謝罪，並對這一戰爭犯罪造成的損害承擔戰爭責任。三年過去了，這場跨國訴訟已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

　　8月4日，來自全國各地的“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14位原告代表”和“731部隊細菌戰要求國家賠償訴訟辯護團”日本律師代表相聚杭州，回顧總結前24次開庭的經驗，為迎接今年9月和11月日本法庭的兩次開庭，替中國受害者伸張正義做準備。

　　會上，這些平日裏沉默寡言的中國百姓，向日本律師團和原731部隊老兵憤然控訴侵華日軍細菌戰帶來的災難。

　　衢州原告代表楊大方説，1940年10月4日，日機在衢州撒下破布、米粒，城中隨之突然出現許多跳蚤。不到半個月，鼠疫就蔓延整個縣城。楊父平時身體健康強壯，但是突然得病，不到一星期就去世了，年僅39歲。9歲的楊大方與母親被趕到衢江的小船上隔離了半個月。那時，衢州約有5萬人死於鼠疫，30多萬人被感染。1942年8月，日軍撤退前又實施了細菌戰，楊大方與二哥腿上長滿疥瘡，腿部潰爛，連褲子都脫不下來。

　　湖南常德原告代表、67歲的何英珍神情激憤。她説，1941年秋，日軍製造的鼠疫在她家鄉流行，一天，不滿30歲的嫂子做完早飯，突然倒在門口，不能説話，發高燒，渾身紫斑，僅僅三天就去世了。姐夫幫忙料理完喪事後才兩天，也撒手西去。原有18口人的大家庭在18天之內接連死了6口人。那時，常德全市死於鼠疫的有1萬多人。

　　何英珍説，作為一個倖存者，自己一定要替死去的親人伸冤，一定要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她説：“訴訟時間一拖再拖，原告中已有十分之一去世了！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堅決鬥爭到底！即使死了，我的兒子和9歲的孫子也會接替我繼續申訴！”

　　自1997年8月向日本東京法庭遞交訴狀以來，這個細菌戰受害案目前已開庭24次，中國原告由108名增加到180名。庭審已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受害陳述和第二階段的證人調查，今年5月開始轉入第三階段———法庭辯論。

　　細菌戰是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犯罪，細菌戰歷史是日本政府想完全隱瞞的歷史，所以細菌戰受害案起訴的第一目標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承認細菌戰歷史事實。在第二階段的庭審中，東京法庭終於採納了律師團的要求，同意11名證人和7名原告出庭作證。證人中，有原731部隊航空班的老兵，有研究細菌戰歷史的學者，有當年的歷史見證人，他們都用確鑿的證據證明了細菌戰是侵華日軍實施過的戰爭犯罪。

　　代表受害者出庭的中國女性

　　美國人謝爾頓H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一書中特別指出：“特殊的謝辭應歸於王選女士，她用自己的全部為日本佔領中國期間的暴行受害者的正義事業而戰鬥。” 　　王選，就是代表108名原告走上日本地方法庭的那位中國女性，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團長。

　　王選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義烏市崇山村。1987年，她與丈夫赴日本留學。1995年8月3日，王選在《日本時報》上讀到一則消息：首屆關於日軍731部隊細菌戰的國際研討會在中國哈爾濱召開。會議提及有3個中國農民代表公開&&要求日本政府對細菌戰的危害進行賠償。這3個人全都來自家鄉浙江義烏，其中一位崇山村村民王煥斌就是她相熟的堂叔。

　　對日軍細菌戰暴行了解很多的王選再也坐不住了，她要在異國他鄉支持同胞們討還公道！從此，王選和日本友人一起，為調查細菌戰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調查，當地的受害者紛紛要求起訴日本政府，清算罪行。1997年底，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成立，王選被眾人推舉出任這個由108位受害者代表組成的原告團團長和總代表。

　　1998年2月16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在東京地方法庭第一次開庭。當王選站在法庭原告席上慷慨陳詞時，她感覺到自己的整個身心都充滿了力量：“人們不會忘記，50多年前日軍實行作為國家政策的細菌戰，在當時即為國際法所禁止的戰爭犯罪。戰爭失敗之前不久，日本政府隱瞞了這一戰爭犯罪。戰後，又由於日本政府和美國對這一戰爭犯罪的隱瞞，在1946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理應受到審判的細菌戰戰爭犯罪沒有受到審判。但是，正義必定懲罰罪惡。今天，細菌戰的審判在日本首都東京開庭了。我們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

　　230名日本律師傾力相助

　　擔任這場跨國訴訟原告辯護的“731部隊細菌戰要求國家賠償訴訟辯護團”，由230名日本律師組成。官司已經打了4年，他們卻沒有收取過任何報酬。

　　這次訴訟辯護團的5名律師代表來到西子湖畔，再次傾聽原告的血淚心聲。他們説，打官司初期，他們只是對受害者抱有同情之心，對日軍細菌戰了解不深。可是在近幾年的調查和訴訟過程中，這些日本律師實實在在地接觸到許多原告，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動。為此，他們更堅定了要把這場官司打下去的決心。

　　今年已經是78歲高齡的土屋公獻在日本律師界赫赫有名，他是前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從事律師工作已經有40多年。作為辯護團團長，年事已高的土屋公獻不辭辛勞地多次來到中國，輾轉各地，與中國細菌戰受害者進行深入的交談，匯報訴訟進展。

　　土屋公獻向記者坦言，這次訴訟的困難和壓力主要是訴訟過程漫長，要調查的內容十分繁

　　雜，而且越是深入調查，新發現的事實越多。這也説明日軍細菌戰真相被精心掩蓋，給訴訟帶來很大的困難。他説：“由於類似案例多是日本政府獲勝，所以這次也不知能否獲勝，儘管如此，但我們一定要把起訴堅持到底。因為這次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訴訟，對於日本現政府反思戰爭責任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承認歷史事實才是日中友好的基點。”

　　一瀨敬一郎是日本的知名律師，出生於長崎。他説，此次來杭州，就是要爭取在明年初的判決之前，把整個訴訟推向高潮。他指出，日本政府極力否定侵略戰爭的事實，對戰爭責任態度曖昧。大部分日本人不知道細菌武器在中國戰場的使用。辯護團就是要竭盡全力先讓日本法院承認細菌戰的事實，只要承認了，就有可能向賠償這一方向發展。

　　在日本，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人反而幫助中國人來起訴日本政府。一瀨的回答很堅定：日本政府做壞事，就應該由日本人自己站出來反對和制止。當然，幫中國人狀告日本政府，官司本身面臨的困難有很多。最大的困難，是日本政府不肯將許多封存的檔案資料公諸於世，而那些檔案資料對中國的被害人來説是最有利、最有力的證據。

　　當記者問他“如果不能獲勝，一切努力是不是白費了”時，他斬釘截鐵地回答：“如果不發出呼聲，就不會贏！”

　　原731部隊老兵誠懇謝罪

　　這次是筱冢良雄第7次來到中國。他是這場訴訟出庭作證的兩位原731部隊老兵之一。

　　他記得自己第一次來中國時才16歲。1939年5月12日，他作為731部隊的少年兵來到哈爾濱，但是沒人告訴他到底來做什麼。“不聽、不看、不問”，就是這支細菌戰部隊鐵的原則。

　　然後，筱冢良雄一直在參與製造一種厲害的細菌。從1942年11月開始，筱冢良雄曾在“口號棟”的7棟和8棟中使用鼠疫菌進行過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目的是要確認自己製作的細菌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殺傷力，進而培育更毒的細菌(主要是鼠疫菌)。用來作為實驗材料的是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構抓來的抗日分子。他們往活人體內注入富含細菌的血清，然後把得病將死的人活活解剖。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一個30歲左右的男子，那是一個充滿智慧、具有知識分子風度的人。筱冢良雄回憶説：“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在刷洗他的身體時，我的手腳都在哆嗦。我是閉着眼睛刷完他的臉的。”

　　起初家人也反對筱冢良雄出庭作證，但筱冢良雄覺得自己應為正義而戰，隱瞞這些歷史事實是在犯罪。

　　回顧那段血腥的歷史，他覺得自己當時很愚蠢。他説：“對中國人民我是加害者，做了作為一個人所不應做的事；而今天我能跟原告團一起控告日本政府是我的光榮，是中國人民挽救了我。謝謝中國人民給我一個謝罪的機會。只要還能行動，我就要繼續工作，在有生之年用具體行動來向全中國人民謝罪和報恩！”

　　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隨律師團來到杭州的有日本和平反戰人士松井英介、吉田義久、增田博光等，還有兩名日本東京女子大學三年級學生日向野理惠、藪田瑤子，她們是主動要求前來中國參加日軍細菌戰罪行調查的。

　　對於這兩名在和平年代長大的二十挂零的日本女孩子來説，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駭人聽聞的細菌戰，離現實生活十分遙遠。但她們堅持要到中國來親身體驗，希望把所見所聞的歷史真相告訴更多的同齡人。 　　在與原告代表見面時，這兩名女大學生認真傾聽原告的字字血淚的回憶。她們告訴記者，這次調查很大程度上對她們將來的人生將産生深刻的影響。日向野理惠説：“當我們通過其他機會，得知教科書上所沒有記載的歷史真相，清醒地看到日本曾經發動侵略的罪惡時，心靈受到巨大衝擊。我們為了日本與中國未來的世代友好，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隱瞞的事實，承認過去的錯誤。”

　　這次與日本律師團同行的還有“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調查澄清會”的主要成員。正是因為他們最早介入日軍細菌戰真相調查，才引起了國際社會對細菌戰真相的關注。近5年來，他們先後來中國進行過十幾次義務調查，其中不少成員後來成為中國受害者的辯護律師。“澄清會”成員松井英介告訴記者：“在國內，我們也承受着來自社會統治階層的壓力，會員們在單位裏受到排擠、影響升遷，在經濟上也受到損失，但與當初中國受害者遭受的痛苦而言，這點損失是微不足道的。當初我們成立‘澄清會’，是受良心驅使才來調查真相的，也是為了日本民族的前途着想。如果再不好好反省，日本將會失去國際朋友，這個民族將毫無前途。”（據《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