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湖南頻道8月27日電 （記者 丁文傑）隨着有關資料的公開和國際社會的調查，日軍細菌戰事實日益清晰，中國各地的受害者及家屬要求日本政府承擔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先後有浙江省的衢州、寧波、江山、義烏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共１８０名受害者代表，將日本政府起訴至法庭，要求謝罪並賠償。
　
　　　　　　　　　　　細菌戰浮出水面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４日，湖南常德市大霧瀰漫，一架日軍輕型飛機飛臨上空，常德城內立即響起刺耳的警報，居民們像往常一樣慌忙地躲避空襲。可是這架飛機卻沒有投下炸彈，而是撒下一些破布、爛棉花等。幾天之後，常德城內鼠疫流行，居民大量死亡，全城陷入一片哀傷、恐怖。 　　在此前後，浙江省的衢州、寧波、江山、義烏等市也爆發大規模的鼠疫，剝奪了許多無辜百姓的生命。一時間，這些地區人心惶惶，一片混亂。

　　可是，有誰會想到，他們竟然是被一種特殊的武器——傳染病殺死的！四五十年後，隨着越來越多的證據被發現，當年日本軍隊令人髮指的細菌戰逐漸浮出水面。

　　１９９３年，日本的研究人員從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館藏的井本雄男的日誌中發現了多處細菌戰的記述。井本雄男是當時日本７３１部隊大本營參謀部作戰科科員，作戰期間寫有２３冊業務日誌。其中清楚記載着當時對常德實施細菌戰的情景：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縱九七式輕型轟炸機，５時３０分從機場起飛，６時３０分到達上空，從不到１０００米的高度空投３６公斤帶鼠疫跳蚤的棉花、穀物等。投放時有“一側撒布器開蓋不充分，只好將整個容器連籠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在良知的驅使和正義的感召下，一些日本老兵勇敢地揭露當年罪行，篠塚良雄就是一位懺悔老兵。今年５月，將近８０歲的他第一次來到常德，向常德的受害者鞠躬謝罪。在這之前，他已在多種場合講述過自己當年的罪行。“１９３９年我來到７３１部隊，犯下了一生最大的罪行——為細菌戰生産細菌。”篠塚良雄接着説：“我究竟生産了多少細菌？最多的時候用３０小時生産了１０公斤，這些細菌有霍亂、鼠疫、炭疽病菌等。此外還發明了大量傳播鼠疫的跳蚤，我們把這些細菌用飛機送到南京等華中地區，或者以實地調查的名義撒播到各地，用來殺害大量中國人。”

　　“提起細菌戰訴訟，不能不想到一位名叫森正孝的日本中學教師。”常德市對外友好協會秘書長、常德地區細菌戰訴訟負責人陳玉芳女士説。森正孝為了弄清當時的歷史真相，展開大量調查。１９８８年，他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叫“榮字１６４４”的日本部隊，發現細菌戰的疑點。為此，森正孝利用假期到浙江省的義烏、金華、寧波等地調查，並拍攝電視專題片披露日軍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事實。回國後，森正孝發起成立“細菌戰調查團”，並考慮通過法律途徑幫助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討還公道。 　　　　　　　　　

　　委託日本律師打官司

　　早在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浙江省義烏市江灣鄉崇山村村民向日本駐華大使館遞交了當地１萬多村民署名的“聯合訴狀”，就日軍當年實施細菌戰所造成的傷害，向日本政府提出謝罪並賠償的要求，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在浙江調查時，日本“細菌戰調查團”聽説湖南省常德曾發生過鼠疫。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一瀨敬一郎律師的帶領下，他們來到常德調查受害情況。陳玉芳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説，在與雞鵝巷幾位受害家屬座談時，調查團成員垂首起立，向他們謝罪，説：“我們的先輩在中國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們深感慚愧，我們來常德就是為了弄清這段歷史，為受害者討回曆史的公道。”

　　１９９６年底，日本律師再次來到常德，&&願意接受細菌戰受害者的委託，起訴日本政府。陳玉芳回憶説：“我們的受害者家屬，一聽説打官司，二話不説就簽了字，壓在他們心底的委屈實在是太久太久了，他們至少可以伸冤、控訴。” 　　要打官司就得有證據。為了調查清楚常德地區受害情況，一些受害者家屬和志願者自發成立“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接待室”，１０多名志願者在不要一分錢報酬的情況下，搞起了調查取證、整理資料等工作。不知從哪天起，在常德的農村經常看見背乾糧、騎自行車走鄉串戶的老人，專門找村裏的老人，打聽幾十年前的事情，他們就是“細菌戰受害者接待室”的志願者。有一年酷熱的夏季，志願者孫克富一個人一口氣走了１４個村，整整一個月沒回家，調查到了３０００名青壯年感染鼠疫，全部扔在荒山野嶺的一個破瓦窯內的情況，在當地老人的帶領下找到那座幾十年都無人敢探視的廢瓦窯。 在長達４年的調查中，常德志願者們踏足１０個縣、３０個鄉的１５０多個村子，整理出了上萬份控訴材料，將７０００多名死亡者登記註冊。這些調查有力地支持了律師的工作，同時也再現了當年的悲慘歷史，引起了國內史學研究者和輿論的關注，他們整理的細菌戰受害死亡名冊已經存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終於穿透歷史的塵埃，血淋淋地暴露出來。

　　　　　　　　　　　　漫漫訴訟路

　　經過前期大量的調查，１９９７年８月，中國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１０８名原告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又有７２名原告加入訴訟隊伍，他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義烏市崇山村原告王麗君説：“日本政府應該正式謝罪。我們並不是為了錢才訴訟的，如果拿到賠償，我們要用賠償金在曾經發生過細菌戰爭的村莊建立歷史紀念館。”

　　“從調查取證算起來，訴訟已經花了７年多時間。”代理律師一瀨敬一郎５月份在常德接受記者採訪時感慨道。一瀨律師１９９５年在中國哈爾濱召開的一個細菌戰國際研討會上，第一次聽説了細菌戰，隨後他到中國調查受害情況，他在中國細菌戰受害地調查１０余次，成為這場訴訟忠誠的辯護律師。

　　一瀨律師對記者説，一審經過２７次庭審，一拖再拖的情況下，終於等到今年８月２７日的一審判決。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不過意義深遠，因為訴訟已經達到一定目的。第一，由於各種原因，細菌戰長期不為人所知，這次訴訟將受害者的聲音直接傳到日本法庭；第二點，庭審中，井本雄男日誌和其它客觀資料已經日本一些細菌學家、醫學家等前後１１位專家認定，以及３１位受害者直面法官的陳述，有力地揭露了細菌戰罪行，指出實施細菌戰的行為是完全違反國際法。

　　一瀨律師介紹，目前在日本法庭上追究日本戰爭罪行的訴訟共有５０多起，不僅僅是中國，韓國等亞洲其它國家的受害者也來到日本提起訴訟。其中有幾個訴訟已經出了結果，認定了日本政府或日本企業的法律責任。他説：“細菌戰是這些戰爭中最殘酷的犯罪行為，我認為我們在法庭上從法律責任上已經成功地追究了日本的法律責任。”

　　中國原告代表團團長王選女士近日向記者&&， 這是一場艱苦而有漫長的訴訟，引起了國際媒體和學界的廣泛關注。７年多來已有２４位原告相繼去世，為了使這場細菌戰的審判成為對他們，以及無數的細菌戰受害者們永遠的安慰，原告團將不懈努力到最終。

　　王選還説，有關訴訟提出的受害部分，證據很充分。日本律師向法庭提交了４８０多件證據，其中絕大部分是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有相當部分是原告和受害者的直接證據。但是，訴訟提出的細菌戰受害部分只是全部受害的冰山一角，全國絕大部分細菌戰受害地的受害調查還沒有開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