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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浙江頻道8月28日電 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在中國和日本間來回折騰打官司的中國女人；
一位英語和日語都非常精通且不圖任何報酬而與日本政府較勁打官司的中國女人；
一位經常被人罵為“有病”而讓英國廣播公司（BBC）年輕、漂亮、幹練的女製片人流淚的中國女人；
一位經常被騷擾（其電話和郵箱總是無來由地出毛病）還不被眾多國人所理解的中國女人；
一位在一個中國男記者眼裏看來作為中國傳統女人有些失敗的中國女人。
王選，一位50歲的中國女人經常睡在日本簡陋的辦公室裏。臉上除了精瘦，還是精瘦。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國內；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她住旅館總是揀幾乎是最便宜的。記者曾與她有幾十次的電話交談，曾與她有十幾次的見面，但從來沒有見過她請客買單。她的經濟來源非常有限，日本友好人士捐贈的每一分錢，她花費時必須慎之又慎。
還有一點是，在日本，支持日本右翼搞活動的贊助要遠遠多於那些贊助向日本討回公道的。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右翼在日本國內外組織活動總是顯得那麼財大氣粗。記者還獲悉，不僅在二戰前，日本有很多大企業都支持戰爭，即使在二戰結束後的今天，仍然有很多日本大企業都極力贊助日本國內的右翼活動，有些大商社至今還在中國大把大把地掙錢。BBC就曾經公布過一份日本贊助企業的名單。
幾年前，我是通過本報駐東京記者而在北京認識王選的。見面之前，我被告知，她是一個“奇人”，我應該認識她。一見面，就聽見她在不停地説，説，説，而且全是與她的細菌戰官司有關。
坦白地説，到後來，我也有些聽煩了，記者的毛病在於總是想發掘一點兒新東西。因此，儘管認識她並採訪她有很長一段時間，但我從來沒為她寫過一篇專門的文章。不過，通過她，我曾發表大量有關日本的、有關細菌戰的報道，很多報道都是本報獨家的。我所掌握的很多獨家材料、獨家消息來源以及很多別人無法取得&&的受訪對象，都是通過她獲得或取得&&的。她不是什麼專家，但是，她與世界上幾乎所有與細菌戰有關的專家、學者、律師都有&&，無論他們是在日本、在美國、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什麼地方。
據新華社8月27日報道説，王選1977年從杭州大學畢業後，在家鄉當了8年中學教師。1987年，她留學日本築波大學，畢業後到她丈夫的貿易公司擔任海外特派員。1995年8月3日，一則關於日軍細菌戰的報道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這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説，首屆731部隊國際研討會在中國哈爾濱召開，其中提到王選父親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3個村民代表就當年日軍實施細菌戰要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報道還提到，參加會議的幾名日本人將赴崇山村調查。王選是細菌戰受害者親屬，她時年13歲的叔叔王海寶死於那場災難。1969年，王選作為知識青年，從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們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災難、強姦、搶劫、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罪行，深埋在村民們記憶中。我，一個農民的子孫，在青少年時代，從村民們那裏受到了最好的歷史和愛國主義教育。”
報道還説：“‘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選看到這裡一下子跳了起來，她很快與這些日本人取得&&，並説：‘崇山村就我一個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準確地把崇山方言翻譯成日語。’就這樣，她義無返顧地加入到日本細菌戰調查團。1997年，中國第一批原告起訴時一致推舉她擔任原告代表團團長。”
新華社的這一段描述應是可信的。她是一個性格外向的女人。以我跟她的交往經歷，這樣的場景是可以想象的，她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反應。也許是關係很熟的緣故，在我眼裏，她是一個憋不住話的女人。
儘管我們有這麼多次交往，但我沒有親眼見過她流淚。她總是給人一種性格很硬的印象。其實，她的內心並非這樣。BBC曾播放一部時間很長的專題片，就是關於王選與細菌戰官司的故事。在這部英文紀錄片裏，日本右翼那種對其野蠻侵略歷史蠻橫狡辯的鏡頭會讓無數的中國人義憤填膺，就連那個給BBC公司幹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氣憤”。正是在這部專題片裏，我看到，當王選在拜祭那些因為日本細菌戰而死的中國英靈時留下了眼淚。這也可能是她的官司打得實在太辛苦的緣故。
第一次見面，我就毫不客氣問她：“你折騰了半天，官司贏不了怎麼辦？”她説，這場官司幾乎可以肯定是贏不了的，但是，她一定要讓整個世界都知道，日軍當年是如何殘殺中國人的。從法律上，我們也許贏不了，但是，我們一定要道義上戰勝他們，一定要在公關上戰勝他們。如果日本不承認，我們可以世世代代與他們打官司……
儘管這場官司今天輸了，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中國人起訴日本的官司中，細菌戰官司所造的聲勢是最浩大的一起。它在整個國際社會都産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因為王選吸取了其他所有官司中的教訓，而使得自己有既定的主攻方向。還有，王選特別善於調用國際社會的資源。
也正是因為如此，不僅中國媒體，即使是西方主流媒體都會時常報道中國人狀告日本政府的細菌戰官司，比如，英國
B BC、美國《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等等。就是今天的官司，《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都以醒目的標題及時地進行了報道。
這場官司輸了，也許還不算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她的那一支告狀大軍人數越來越少。官司歷經5年，27次開庭，10％的原告已去逝。再堅強的意志也抵擋不了自然規律。對於七八十歲的老人來説，親自與日本政府對陣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更何況，他們當中有些曾直接遭受過日本細菌戰的折磨。
作為中國一個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可以説，王選在她的那個位置上已經竭盡全力了，還有些問題是她的個人能力所根本不能的解決。不過，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説則完全是有能力解決的。不僅中國人希望這樣，很多日本人也希望這樣。
王選曾説，她的最深刻體會是，中國人的事情要中國人自己來做，不能靠別人，也不能有幻想。對正義，始終要有堅定的信念。“咱們中國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王選始終強調，民間賠償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謝罪的一種合適方式。打這樣的官司，對中國受害者來説，絕不是為了賠償多少錢，主要是揭露歷史真相，討還歷史公道。但願人們聽起來這不是硬性説教。 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在中國和日本間來回折騰打官司的中國女人；
一位英語和日語都非常精通且不圖任何報酬而與日本政府較勁打官司的中國女人；
一位經常被人罵為“有病”而讓英國廣播公司（BBC）年輕、漂亮、幹練的女製片人流淚的中國女人；
一位經常被騷擾（其電話和郵箱總是無來由地出毛病）還不被眾多國人所理解的中國女人；
一位在一個中國男記者眼裏看來作為中國傳統女人有些失敗的中國女人。
王選，一位50歲的中國女人經常睡在日本簡陋的辦公室裏。臉上除了精瘦，還是精瘦。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國內；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她住旅館總是揀幾乎是最便宜的。記者曾與她有幾十次的電話交談，曾與她有十幾次的見面，但從來沒有見過她請客買單。她的經濟來源非常有限，日本友好人士捐贈的每一分錢，她花費時必須慎之又慎。
還有一點是，在日本，支持日本右翼搞活動的贊助要遠遠多於那些贊助向日本討回公道的。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右翼在日本國內外組織活動總是顯得那麼財大氣粗。記者還獲悉，不僅在二戰前，日本有很多大企業都支持戰爭，即使在二戰結束後的今天，仍然有很多日本大企業都極力贊助日本國內的右翼活動，有些大商社至今還在中國大把大把地掙錢。BBC就曾經公布過一份日本贊助企業的名單。
幾年前，我是通過本報駐東京記者而在北京認識王選的。見面之前，我被告知，她是一個“奇人”，我應該認識她。一見面，就聽見她在不停地説，説，説，而且全是與她的細菌戰官司有關。
坦白地説，到後來，我也有些聽煩了，記者的毛病在於總是想發掘一點兒新東西。因此，儘管認識她並採訪她有很長一段時間，但我從來沒為她寫過一篇專門的文章。不過，通過她，我曾發表大量有關日本的、有關細菌戰的報道，很多報道都是本報獨家的。我所掌握的很多獨家材料、獨家消息來源以及很多別人無法取得&&的受訪對象，都是通過她獲得或取得&&的。她不是什麼專家，但是，她與世界上幾乎所有與細菌戰有關的專家、學者、律師都有&&，無論他們是在日本、在美國、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什麼地方。
據新華社8月27日報道説，王選1977年從杭州大學畢業後，在家鄉當了8年中學教師。1987年，她留學日本築波大學，畢業後到她丈夫的貿易公司擔任海外特派員。1995年8月3日，一則關於日軍細菌戰的報道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這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説，首屆731部隊國際研討會在中國哈爾濱召開，其中提到王選父親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3個村民代表就當年日軍實施細菌戰要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報道還提到，參加會議的幾名日本人將赴崇山村調查。王選是細菌戰受害者親屬，她時年13歲的叔叔王海寶死於那場災難。1969年，王選作為知識青年，從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們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災難、強姦、搶劫、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罪行，深埋在村民們記憶中。我，一個農民的子孫，在青少年時代，從村民們那裏受到了最好的歷史和愛國主義教育。”
報道還説：“‘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選看到這裡一下子跳了起來，她很快與這些日本人取得&&，並説：‘崇山村就我一個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準確地把崇山方言翻譯成日語。’就這樣，她義無返顧地加入到日本細菌戰調查團。1997年，中國第一批原告起訴時一致推舉她擔任原告代表團團長。”
新華社的這一段描述應是可信的。她是一個性格外向的女人。以我跟她的交往經歷，這樣的場景是可以想象的，她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反應。也許是關係很熟的緣故，在我眼裏，她是一個憋不住話的女人。
儘管我們有這麼多次交往，但我沒有親眼見過她流淚。她總是給人一種性格很硬的印象。其實，她的內心並非這樣。BBC曾播放一部時間很長的專題片，就是關於王選與細菌戰官司的故事。在這部英文紀錄片裏，日本右翼那種對其野蠻侵略歷史蠻橫狡辯的鏡頭會讓無數的中國人義憤填膺，就連那個給BBC公司幹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氣憤”。正是在這部專題片裏，我看到，當王選在拜祭那些因為日本細菌戰而死的中國英靈時留下了眼淚。這也可能是她的官司打得實在太辛苦的緣故。
第一次見面，我就毫不客氣問她：“你折騰了半天，官司贏不了怎麼辦？”她説，這場官司幾乎可以肯定是贏不了的，但是，她一定要讓整個世界都知道，日軍當年是如何殘殺中國人的。從法律上，我們也許贏不了，但是，我們一定要道義上戰勝他們，一定要在公關上戰勝他們。如果日本不承認，我們可以世世代代與他們打官司……
儘管這場官司今天輸了，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中國人起訴日本的官司中，細菌戰官司所造的聲勢是最浩大的一起。它在整個國際社會都産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因為王選吸取了其他所有官司中的教訓，而使得自己有既定的主攻方向。還有，王選特別善於調用國際社會的資源。
也正是因為如此，不僅中國媒體，即使是西方主流媒體都會時常報道中國人狀告日本政府的細菌戰官司，比如，英國
B BC、美國《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等等。就是今天的官司，《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都以醒目的標題及時地進行了報道。
這場官司輸了，也許還不算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她的那一支告狀大軍人數越來越少。官司歷經5年，27次開庭，10％的原告已去逝。再堅強的意志也抵擋不了自然規律。對於七八十歲的老人來説，親自與日本政府對陣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更何況，他們當中有些曾直接遭受過日本細菌戰的折磨。
作為中國一個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可以説，王選在她的那個位置上已經竭盡全力了，還有些問題是她的個人能力所根本不能的解決。不過，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説則完全是有能力解決的。不僅中國人希望這樣，很多日本人也希望這樣。
王選曾説，她的最深刻體會是，中國人的事情要中國人自己來做，不能靠別人，也不能有幻想。對正義，始終要有堅定的信念。“咱們中國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王選始終強調，民間賠償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謝罪的一種合適方式。打這樣的官司，對中國受害者來説，絕不是為了賠償多少錢，主要是揭露歷史真相，討還歷史公道。但願人們聽起來這不是硬性説教。（據《中國青年報》/陳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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