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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浙江頻道12月27日電 （記者
潘海平） 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標志性字眼，“浙江經濟”是全國關注的焦點。然而，伴隨著逐步顯山露水的“成長的煩惱”，“浙江人經濟”這個乍看大同小異的概念浮出水面，而它受關注的程度絕不亞于“浙江經濟”。
“浙江經濟”概念的立足點在地域，是指在陸域10余萬平方公裏和海域26余萬平方公裏的浙江省范圍內，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創造的經濟總量；而“浙江人經濟”概念的立足點在“人”，是近4700萬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創造的經濟總量。
焦慮中誕生“浙江人經濟”
不論承認與否，“浙江人經濟”這個新概念的流行源于“驕傲”之後的“焦慮”，以及由此派生的某種無奈。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有兩件事情讓浙江感到無比驕傲：一是浙江憑借先發優勢，成為全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二是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300萬浙江人活躍在全國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賺大錢。
直到本世紀初，盡管這種“驕傲”在繼續，但是一種“焦慮”也開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經不是當年“年初赤條條出門，年末腰纏萬貫回家”，做的全是凈賺的買賣，而是大批上規模、上檔次的企業，帶著資金、人才、產品、項目“離家出走”。
據統計，現在有5萬多家浙江企業在上海發展，其中規模以上的有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冊的外省市企業中，就有一家來自浙江。在上海經商的浙江人達25萬人之多，所辦企業注冊資本達610億元。浙江許多大企業如杉杉集團、均瑤集團、華立集團已紛紛把總部遷往上海。
在全國，北至黑龍江，西達新疆，南到海南，無不有浙江民間資本擴張的事例。有數據表明，自“九五”以來，浙江至少有3000多億元民間資本進入全國各個領域，居于全國首位。
寬容面對“浙江人經濟”
毋庸置疑，承受巨大壓力的浙江各級地方政府的感受是復雜的。然而，當時間漸漸過去，人們在關于如何突破“成長的煩惱”的思考中發現，流動性是資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稟賦，當資本擴張的欲望與所在區域的資源、空間發生矛盾時，其外溢將是不容回避的事實。
臺州市路橋區工商業發達，各種資源的緊張程度高于浙江全省平均水平，幾年前就承受過包括吉利集團在內的不少大企業外遷的壓力。路橋區區長虞選淩說，判斷資本流動的標準只有一個：是否有利于資本充分長大。和虞選淩一樣，如今的浙江，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有了放眼全國乃至世界的胸懷。
2003年底，在呼和浩特市舉行的浙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發展交流會上，內蒙古自治區主席楊晶一番講話贏得與會的浙江各級領導一片掌聲。他說，內蒙古近幾年將新增加3000萬畝耕地，可組織浙江農民和農業企業前來經營，從而形成浙江省在內蒙古的“糧食飛地”；浙江供應蒙古國和俄羅斯的邊貿產品可以到內蒙古建立加工園區，浙江方面可以把稅務機構同時帶到園區，從而形成“工業飛地”；內蒙古還可以把新的煤礦交給浙江的企業開發，把生產的煤炭運回浙江，從而形成“能源飛地”。
浙江出現“成長的煩惱”，固然有經濟增長方式的積弊，通過轉變增長方式來緩解“成長的煩惱”，是浙江永遠都不能忽視的選擇。然而，選擇不是惟一的。浙江畢竟只有10萬多平方公裏，有限的環境承受力和資源支撐力與無限的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絕對的，遲早會發生的，放飛發展的張力而不是畫地為牢，應該成為浙江突破“成長的煩惱”的另外一條思路。
“資本外溢” 一箭雙雕
對于市場主體大多是改革開放後誕生的浙江年輕企業來說，“資本外溢”，企業外遷，不僅得到了資源、人才和利潤，更重要的是走上了一條技術和經驗積累的捷徑。
紹興縣縣城坐落在柯橋鎮。這裏擁有中國最大的輕紡市場——中國輕紡城。以此為依托，該縣的民營經濟十分發達，以紡織印染行業為主體，現有各類民營經濟實體5000多家。紹興縣的雄峰集團在新疆石河子市獨家開辦紡紗項目，計劃建設成紡紗55萬錠、織布機1000臺、棉漿粕7萬噸的超大項目，預計總投資達38億元，成為浙江省在新疆最大的在建工業項目。據介紹，這些項目建成後，不僅將使石河子大部分棉花產品得到就地銷售，而且會使當地的棉紡產業一步進入現代化行列。（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