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人叩響中國“思想解放”之門

“1978中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胡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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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錫長安鎮胡巷那間茅屋走出去的胡福明，因為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經被歷史所記憶。

今天，人們說起他，總會想到“1978─中國─思想解放”，就像我們談論眼前這個春天，總是聯想到綠色、希望、蘇醒、萬物生長。

1978─2008，中國走過了30年，胡福明也從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滿頭銀絲的老人，惟一沒有變化的，是他的青銅氣質──思想者的姿態。

4月15日下午，無錫春雨瀟瀟。在本報編輯部，胡福明先生用他未曾改變的鄉音，向記者追憶那一段難忘的歲月，訴說他心中的“往事與隨想”……

一個人的“戰爭”

當我真正決定動手批“兩個凡是”，精神反而振奮了，我決心搏一下。

我不跟人商量，不牽連別人，我一個人幹，獨來獨往，要砍腦袋要坐牢我一個人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中國，百廢待興。

伴隨著《祝酒歌》的旋律，人們釋放著自己的感情，也對未來滿懷著期待。

在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的胡福明，像許多熱血的年輕人一樣“遭遇激情”──南大召開揭批“四人幫”大會，他第一個激情演講；省裏在五臺山體育館召開揭批“四人幫”萬人大會，他又是第一個登臺發言。當時，《南京大學學報》是季刊，1977年全年4期刊物，竟有3期發了胡福明的文章，其中一篇還被《人民日報》摘要轉載3000多字。

激揚文字，揮斥方遒，書生意氣的胡福明覺得“時間開始了”。

“我當時有一個預感，歷史已經到了重大轉折關頭，要‘改弦更轍’了，中國要重新開辟一條新的道路了。”說起30多年前的那一幕幕，胡福明心潮難平。

“你知道，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結是很深的，我感覺國家復興的希望有了，所以表現得非常投入。”學哲學的胡福明畢竟不同于一般年輕人的衝動，他當時在琢磨一個問題：“四人幫”把國家搞得那麼混亂，各行各業問題那麼多，百廢待興，該從哪裏下手啊？關鍵是要找到一個“總開關”，把關鍵問題解決了，才能理出個頭緒。

“那麼這個‘總開關’在哪裏呢？誰也不知道啊，我也在瞎摸啊。當時，我有許多課題在研究，這個問題也抓，那個問題也抓，就是希望趕快摸到這個‘總開關’。”就在胡福明上下求索的時候，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出現，給燃起希望的人們兜頭一瓢冷水，糾正文革的錯誤、撥亂反正還有指望嗎？有一次省裏開座談會，胡福明發言說現在大學教育質量嚴重下降，教育秩序很壞，就幾句老實話，主持會議的老同志馬上打斷他的話：小胡，你別再講了。他的本意是愛護胡福明，意思是再講下去你就要犯錯誤了。

“你看看，‘兩個凡是’一出來，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不能說了。平反冤假錯案，為鄧小平平反，為‘四五’運動平反還有什麼指望嗎？”胡福明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不過，這種沉悶的空氣也使胡福明漸漸看清一個問題：“兩個凡是”是撥亂反正最大的障礙。

胡福明感到自己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現在我該幹什麼？“當時吃飯睡覺我都在考慮：要不要批‘兩個凡是’？我能不能批‘兩個凡是’？因為按文革的慣例，‘兩報一刊’社論就是中央的聲音，你批判它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這四頂帽子你吃得消嗎？”文革之初，胡福明因為替老校長匡亞明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打成黑幫，吃夠了苦頭。“這一次要是再當反革命，肯定沒有上一次那麼便宜了，上一次因為我不懂，是‘受蒙蔽’，這一次是你胡福明自己跳出來的啊。”他內心的一場“戰爭”整整打了一個多月。

1977年4月，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主題還是“兩個凡是”。這下，胡福明坐不住了，他準備動手寫文章。胡老用下面這一段話描述當時的心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我沒有發現‘兩個凡是’的錯誤，誰也不能責怪我，但是發現了，我不去批判，當逃兵是不允許的。你不知道啊，當我真正決定動手批‘兩個凡是’，精神反而振奮了，人生難得幾回搏，我決心搏一下。”

一個人內心的戰爭，終于有了結果。胡福明三思之後，為自己寫文章訂了幾條原則：“第一，站穩腳跟，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這是我的陣地，離開這個陣地我就完蛋。第二，要盡量運用馬列和毛主席語錄，和他們打一場‘語錄戰’，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第三，我不跟人商量，不牽連別人，我一個人幹，獨來獨往，要砍腦袋要坐牢我一個人去。”

一篇文章背後的人們

胡福明驚訝：原來他們在背後做了這麼多工作啊！

鄧小平發話：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

經歷文革的人，誰都明白“黑雲壓城”的政治空氣。當時如果直接批判“兩個凡是”，危險太大了。“強攻肯定不行，我只能選擇迂回，繞彎子，找替身。”胡福明選擇了和“兩個凡是”有“親緣關係”的“天才論”、“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作靶子。這些謬論來自林彪，批林彪當時沒人會反對。雖然比較含蓄，但大家也會看出言下之意。因為經過了文革，人們已經學會從字縫裏嗅出政治的氣息。思考成形的時候，胡福明特別激動。當時，恰逢妻子查出腫瘤，住進省人民醫院開刀，他就一邊看護，一邊拿個凳子放在走廊裏，找資料，寫提綱。夏天，“火爐”南京奇熱難耐，有蚊子，又沒空調，他一寫五六個小時。胡福明把馬列著作中關于實踐標準的語錄七八十條全都查出來，然後分幾個題目寫了密密麻麻的提綱。

1977年7月上旬，妻子出院，暑假中的胡福明在家裏寫了改，改了抄，到九月份開學的時候，把8000字的文章寫成了。稿件寄給誰呢？他想到了曾經跟他約稿的《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

整整四個月沒有消息。1978年1月下旬，胡福明意外收到王強華寄來的兩份清樣。王在信中說到上海、福建等地約稿了，經過南京時還找過胡福明，沒找到，就回北京搞清查“四人幫”去了，因此把稿件處理得晚了。王強華對胡福明說了這樣幾點：第一，你要說什麼我們是清楚的。王話裏有話，沒有明說。第二，你的文章我們要用，希望馬上修改後給我。修改時注意，不要使人產生馬列主義過時了的感覺。“我當時想，這不可能吧，我沒有這個感覺嘛。但我還是改了，盡可能多講幾句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不久，第二稿再寄去。“第三次以後，調子變了，他們希望我加強戰鬥性，加強針對性。原來要我收緊尾巴，現在要我放開膽子。我感覺有點蹊蹺。但究竟是什麼背景，我搞不清楚。”

最讓胡福明奇怪的一點是，他們多次說“文章很好，我們要發表”，可就是不見報。1978年４月下旬，胡福明去北京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抵京當晚，王強華就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的辦公室。那天，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和楊西光的秘書在場。他們還把中央黨校的孫長江請來了，孫是胡福明在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時的老師，給他講過《周易》。師生二十年沒見面了，很是高興。

坐下來後，楊西光手裏拿著清樣說，今天請大家來是為了這篇文章，因為聽說中央黨校也在研究同一個題目，所以把孫長江同志也請來一起討論。“胡福明這篇文章4月2日的哲學版本來準備發表了，我看了以後覺得放在哲學版發太可惜了，要放到頭版作為重要文章發，但是要改。今天請大家來討論一下怎麼改。”因為事前拿到清樣都看過了，所以大家馬上七嘴八舌地提意見。

全國哲學討論會分兩個大組，胡福明是組長之一，他白天主持討論，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報》工作人員開車來取修改稿，晚上又排好清樣送來再改，就這麼來來往往，改了兩三次。會議結束，胡福明又被接到《光明日報》招待所，讓他繼續修改。

一天晚上，楊西光到招待所看望胡福明。楊老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文革期間受到衝擊，粉碎“四人幫”後到中央黨校學習，後來到《光明日報》當總編。“這位老人是個忠厚長者，對我們年輕人非常關心。”30年後，胡福明回憶起這位老人，依然十分親切。“他對我講幾個問題，一個是到報社是胡耀邦動員他來的，他在中央黨校學習快要結束時，耀邦同志找他談話，要他到《光明日報》當總編，並交給他一個任務，要改變《光明日報》面貌。他說，當時北京四大報刊是‘2：2’，《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積極推動撥亂反正，《紅旗》雜志和《光明日報》搞‘兩個凡是’。改變《光明日報》面貌就可以把2：2變成3：1，推動撥亂反正。”怎麼改變面貌啊？楊老指著桌子上胡福明的文章說：“現在我已經找到路子了，就從發表這篇文章開始。”那天，楊西光還跟胡福明談了一個計劃，他說還要請中央黨校吳江等同志幫助修改，最後要請胡耀邦同志審定。楊西光說，因為中央黨校辦了內部刊物《理論動態》，每篇文章都要由耀邦同志親自修改簽字以後才能在《理論動態》上發表，這篇文章最後也要請他審定，在《理論動態》上首先發表。當時，《理論動態》是逢五逢十出版，楊西光說：“他們５日發表，我們就６日見報；他們１０日發表我們就１１日見報。”胡福明聽到這一切感到十分驚訝：“原來他們在背後做了這麼多工作啊！寫文章時是我一個人在悄悄地做，現在是成為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了。”

在這個過程中，楊西光還跟胡福明商量，文章發表時署名想用“本報特約評論員”，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加強文章的分量，胡福明馬上答應了他。

1978年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理論動態》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新華社當天播發，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紛紛轉載。對于政治空氣窒息的那個年代，這篇文章的發表如同丟下了一枚原子彈。

果然，“凡是派”開始反擊，指責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行動上是砍旗”。不僅某些領導人勃然大怒，在一些省市，討伐之聲頻頻出現。在《人民日報》轉載的當天深夜，“毛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一位負責人打電話給《人民日報》值班總編，指責《標準》一文犯了方向性錯誤，是“砍旗”。中央某部一位負責人在一個全國性的工作會議上向各地打招呼，“不要因為《人民日報》轉載了，新華社發了，就定論了，要提高鑒別能力”。

5月13日下午,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編輯組開會，對《標準》一文是不是“砍旗”進行討論，有人轉達某位領導人的話，提醒“理論問題要慎重”。參加會議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立即針鋒相對地說：“理論問題要勇敢！”

在鬥爭激烈的關鍵時刻，鄧小平講話了。5月19日，他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明確表示：“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鄧小平在同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再次批駁了“兩個凡是”。

6月初的一天，胡福明和妻子正做早飯，他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聽到了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內容。“我聽得出，他的講話旗幟鮮明地對我們那篇文章表示了支持。從那以後，我才真正覺得心裏有了底。”胡福明永遠記得那一刻。

不久，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全國展開。這場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一生的追求：思想解放

30年發展，成績很偉大，新問題也不少。

希望從研究中發現有益于中國未來的東西。

作為一個曾經影響了中國思想解放進程的學者，胡福明還有過20多年的從政經歷，官至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等職。言及自己的“從政傳奇”，他認為，由于一篇文章而從政的歷史不能重演，因為那是特殊年代的現象。胡福明自認“本質上還是書生”，“我是個知識分子幹部，不太適應官場，我最喜歡的還是思考”。

胡福明把自己長于思考、善于發現問題的性格特徵歸功于年輕時的求學經歷──“在北京大學我學的是新聞，老師教我對生活敏感，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社會；到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我學的是哲學，導師又教我掌握看世界、看問題的科學方法。”

的確，“思考”伴隨了胡福明的一生，他的肩膀上是自己的頭顱，他不僅是用一篇文章，而是用一生在追求、探索思想解放。

──1980年代，鄧麗君的歌在大陸校園傳唱。一些人便認為資產階級腐朽的那一套正在威脅中國青年。在一次會議上，胡福明公開向這種“質疑”說“不”：年輕人思想解放一點有什麼不可以？一首歌不會葬送社會主義。

──1990年代，胡福明在探索現代化問題時，提出將思想解放與現代化結合起來考察。他在1995年出版的《蘇南現代化》一書中指出：“為什麼會存在思想僵化，真話不敢說，假話滿天飛的現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設還不完善。許多實踐都證明，對于解放思想起到關鍵和保證作用的問題，正是民主問題。”

──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檢驗30年來中國的發展，胡福明直言：“成績很偉大，新問題也不少。環境污染、能源緊缺、腐敗問題、民主法制建設滯後，人民的監督參與力度還不夠！”胡老在接受我們採訪時還談到一件事：1999年他隨江蘇黨政代表團到廣東學習，當聽到深圳的GDP多少的介紹時，他首先發問，“深圳戶籍人口兩百萬，外來人口多達600萬，600萬人的民主權利如何得到保障？”當時在場的一位當地領導一時語塞。九年過去了，胡老提起這件事還是感慨不已。他告訴記者，最近他又將應邀赴深圳講學，他一定還會向當地領導人了解這方面問題，他也會到基層去和有關人員面對面做調查研究。

回首73年的人生路，胡福明最留戀的還是他潛心哲學研究的歲月，“思考是我最大的樂趣，思考才能使一個人長大，偉大的思想會使一個國家精神強健。”胡老告訴我們，近年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教訓”：蘇共垮臺的教訓；中共執政50多年的經驗教訓。他要研究中共執政歷史上的“兩大紀念碑式的失誤”，一是“大躍進”，一是“文革”。它們讓中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浪費了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最為黃金的20年。他認為，自己研究重大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從中發現有益于中國未來的東西”。（孫昕晨）